“打工文學”更名為“勞動者文學”？

　　□周思明

　　生活中，有一個現象頗值得玩味。一些人對自己的大號不甚滿意，會自作主張，將原先的名字改掉，重起一個或光鮮亮麗、或威武雄壯的名字，以期換來一個好運氣、好彩頭。人會如是，事物亦然。這不，不知何時，打工文學這個為我們所熟悉的命名，不知被何人莫名其妙地代之以冠冕堂皇的“勞動者文學”；而且，有學者還有意將其內涵擴大至城市白領、機關干部、知識分子……在為打工文學更名者乃至部分打工文學作者本人看來，打工文學是一個出身低微的不雅觀的名字。其實，二者并無本質的區別。

打工文學比“勞動者文學”更有本真的意義和真實的價值。這是因為，打工文學是誕生于改革開放以來的大城市中的獨特文化景觀：數以億計的進城打工者白天在流水線上從事簡單機械的勞作，晚上下班后常懷“機器人與木頭人”的感嘆。現實殘酷與文化饑渴激發了打工者拿起筆來進行文學創作的欲望與激情，早期被學者命名的打工文學即由此而生。打工文學乃是與中國改革開放“齊名”的新生事物。打工文學亦已然形成一個繞不開的文學現象，在新世紀文學畫廊里，已經有了“打工者”的藝術形象，中國現代文學館里，也已經有了專為打工文學設立的展示專柜，成為我們這個變遷時代民族心靈史的一部分。而且，當代生活中的打工者形象特殊，歷史內涵和鮮明時代特色也有目共睹。幾乎與改革開放同步、發端于上世紀80年代的打工文學，經過40年的發展，的的確確已積聚了一定的人氣。

應該承認，相較于其他題材的文學板塊，打工文學在文化積淀上先天不足，氣場也比前者孱弱。但中外文學發展史證明，小發展為大，弱者變成強者，不是不可能的，只是需要一定的條件和氣候，所謂“天時、地利、人和”是也。在新的歷史時期，尤其新世紀以來，打工文學繼承現實主義傳統，融合其他創作方法、思潮，在拓展自己的審美視野，突出作品的文學性和現實性上，有了比較突出的特色。

　　無論承認與否，打工文學乃是一種野生的、野性的、江湖的、體制外的有強大生命力的文學物種，是現代社會轉型期中特有的新生事物。其基本元素是城鄉、上中層與底層、知識分子與農民工這三對矛盾的二元沖突。打工文學集中地反映了社會、政治、經濟、倫理、道德、人權、性等諸多方面的內容，其情緒基調是農村人、小地方人在努力適應大城市生存環境的過程中心里的緊張感、異化感和斷裂感。打工文學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意義是獨特且重要的，具有強烈的時代特征和人文矛盾色彩。即使在“文化媚雅”潮流的沖擊下，嚴肅的打工文學仍然會倔強存在并曲折成長。當然，也要看到，由于打工文學整體上仍屬于一種平民化、粗糲化的文學，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因此從發展的角度講，打工文學與其他題材的純文學相比較，還要在美學的、歷史的、藝術的、人民的范疇內做更加艱苦的努力和提升。

　　目前，就全國而言，打工文學寫作者已然以數萬計。他們中的一些有志者，因堅持閱讀與寫作而從工廠流水線上脫穎而出，成為有了名氣的打工作家。務工的苦澀經歷逼迫著他們成長，在收獲文學創作果實的同時，也讓他們的人生軌跡得以改寫。這也正是打工文學能在大城市里扎根生長的客觀條件和內在理由。與“打工”同步的“文學”，正在悄悄改寫打工文學作者們的生活乃至命運。然而與此同時，一個巨大的悖論也浮出水面：那些鍋蓋上的小米一一熬出來的打工文學作家，告別了忙碌辛苦的流水線生活，告別了務工的苦悶壓力及由此而生的寫作沖動，其文學寫作的“后勁”也就蕩然無存——這才是打工文學的危機所在。

 發稿編輯：李長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