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役”期間，居家自我隔離，孤獨隨之從心中升起，于是叩寂寞而求音，沉下心來讀了早已準備拜讀而又未敢草草開卷的李蕙芳教授和任貴教授合著的《雙葉集》。此時孤獨好像長出了一雙翅膀，頡頏于藍天之中，漸漸忘掉了自己。

我與著者的相識是在編輯《呼和浩特現當代文學史》初始的，他們是這部著作的專家組成員、副主編和主要通稿人、撰稿人。研討諸問題時，兩位先生謙和的為人和深厚的中外文學學養給我很深的印象，特別是嚴謹的學風更是令人敬重，對每一篇采集回來的稿件從內容到文字，總是反復修改，直到滿意。時間長了，慢慢熟悉了，通過文學又成了望年之交。

《雙葉集》是二位先生的自選集，以李蕙芳先生的文學評論為主；這些評論的撰寫與發表，自上世紀80年初代迄今，跨越四十載。因此通過李先生的文學評論，可以尋求本土文學的歷史風貌，從這個意義上說，李先生的評論頗具文學批評史價值，而其中兼有理論色彩的篇章，也會令讀者常讀常新吧。

《雙葉集》以郭沫若歷史劇《蔡文姬》的評析開篇。1980年，《草原》《鴻雁》雜志展開《蔡》劇的爭鳴。有評論提出“重睹芳華”“民族團結”是劇本主題。李先生以為《蔡》劇主題確有探究的必要，于是發聲，撰寫《感情與責任的巨大沖突——試論歷史劇<蔡文姬>主題》。

筆者反復研讀這篇評論，服膺其獨特的審美視野與強烈的歷史責任。評論抓住劇本的抒情性藝術和民族性題材融匯的特色，以戲劇沖突為切入點，以比較文學為方法，層層剝繭，令人信服地揭示《蔡》劇主題。評論把文姬歸漢的舉動，從拋夫別子的心理獨白到眷眷故國之思，再到顧全漢匈和睦和平的凜然大義，分析得準確深刻，鞭辟入里，從而開啟了劇作家“我就是蔡文姬”的內心情結。評論寫道：“值得稱道的是，郭沫若在《蔡文姬》劇中，雖選取了中原紛亂的時代背景，卻描繪了兄弟民族水乳交融的關系，這是劇作家的獨到匠心”，透徹地闡述了民族團結是建立在平等互愛互助的基礎上而發展的，各民族都有自已的尊嚴與習俗，只有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融合才是推進民族團結共同發展的真諦。

李先生站在歷史的高度，道出了郭沫若的藝術用心，主題并不是蔡文姬的“重睹芳華”，而是一個人的家國情懷。李先生的《蔡》劇主題新說成為一家之言而被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家所重，被兩部權威學術著作收錄而備一說。

青年江浩步入文壇不久，李先生即關注到他的創作，寫出《感人的尋覓，可貴的探索——評江浩1983年中篇新作》。江浩的《告別吧，灰色的牧場》是再現草原狩獵生活的短篇小說。狩獵是蒙古民族在古代戰略和戰術上的一種常態訓練，也是一場特殊的軍事謀略與經濟獲取相結合的社會勞作，是培養牧民養成公平公正、團結友愛、吃苦耐勞、勇敢善戰的民族活動。其近現代的狩獵延續了蒙古民族的優良傳統，但在歷史演進中，傳統也產生變異，例如歧視女性。新中國成立后婦女的地位提高，她們為了擺脫封建勢力的束縛，勇敢地接受與男權的挑戰。李先生在評論小說人物、蒙古族女青年時這樣寫道：“格日樂和莎茹娜敢于承擔宰牛任務，這勇氣夠驚人的，而在宰牛出現意外事故時，她們果斷地用老人們說過的辦法避免了一場事故。”這既是對傳統的繼承也是對男權的抗衡， 她們的勇氣贏得了在場人們的贊揚。 評論指出，江浩小說對蒙古族女青年的性格刻劃是真實而有意蘊的。評論還特別注意到小說人物性格的特質，如分析巴雅古愣這一人物形象時，評論寫道：“他承認錯誤時的直截了當，更體現出他的耿直、坦蕩，傳達出蒙古民族性格的另一面，粗獷、豪爽的美。”

對一個民族人性化的了解，必須融入這個民族的內心世界，產生與你血脈相連的生命情感，又經過深刻理解；而且必須顧及時代對人們思想行為的乃至民族性格的影響。李先生對江浩小說的評論正是如此。在分析狩獵增加了新的規矩，牧民們把打到的獵物先交給生產隊分給孤寡老人，評論指出這是蒙古民族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繼承尊老愛幼傳統的一種新風尚。

評論肯定江浩小說敘述語言、人物語言與小說題材的一致性。指出小說作者熟悉蒙古民族與游牧生活相應的很貼切的比喻和含意深邃的語匯，用以刻劃民族性格和增強作品的民族特色。

李先生的評論《她在走自已的路——評李慧鵑的創作》所要揭示的是作家表現生活的獨特性。她在李慧鵑的詩歌《愛》、散文《心靈的旋律》、短篇小說《清明》《花開了，在開花的季節》等作品中，概括出李慧鵑創作的母題——“愚昧”；評論通過對作品細密的分析指出“愚昧是社會前進的阻力之一”，“愚昧是文化缺失乃至被摧殘的、失去理性的環境形成的”，這些作品中的人物、事件、情感，具有典型意義。

2009年,新版電視連續劇《紅樓夢》播出后 ，由于受眾對原著改編的分歧，從而引發了小說《紅樓夢》新一輪探討。有論者提出，“《紅樓夢》遠不是世界名著”。理由是，“沒有給人類有價值的信息和觀念”“不能給人以積極的啟示和教誨”“不能給人類提供能量和信念”。李先生的評論對上述觀點逐一辨析，進而將《紅樓夢》與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雨果的《悲慘世界》加以比較，從而得出結論：《紅樓夢》塑造眾多個性鮮明的人物的方法，優美成熟的語言，宏大精致的結構，均可與世界文學名著比肩，正如這篇評論的標題所示：《小說<紅樓夢>的世界文學名著品格》。

筆者認為，對文學作品在認識、評價有分歧甚至對立是正常的文學現象，這是推動創作的力量。我讀李先生《雙葉集》中論辯性文學，深感他理性批評的力度，觀點鮮明而理性十足，筆帶情感又言必有據。

李先生的美學論文《悲喜劇：由喜劇類型向審美范疇升華》，提出并論證了一個新的美學范疇——悲喜劇。在這篇美學論文中，李先生指出西方美學史沒有把“悲喜劇”列入審美范疇，只當作一種戲劇類型出現在評論中。

論文通過對塞萬提斯小說《堂吉訶德》、魯迅小說《阿Q正傳》的研究，概括出堂吉訶德和阿Q這樣典型性格的美學特征，既非單純的喜劇類型，亦非單純的悲劇類型，而是悲喜劇的混合類型，“既是被肯定的正面人物，又是被否定的可悲可笑的人物”，因而是“喜劇因素和悲劇因素的高度融合”，“其審美效果是含淚的笑”。論文通過對中經典作品的剖析，發現并概括出新的美學范疇“悲喜劇”。筆者認為，這一新的美學范疇，對敘事文學的審美評價和人物性格的塑造，應當是富有啟示的。

李先生1998年底從高校教壇退休后，積極投入本土文化建設，在發表文學評論的同時，參編或主編《美學基本理論》《昭君文化研究》《內蒙古民間故事全書•呼和浩特卷》等多部著述。2013至2017年的五年間她應邀參編《呼和浩特現當代文學史》。因為她認定這部地域文學史“是一部具有研究價值的文學工程，一項具有審美特質和認識作用、美育作用的文化工程，一項存錄本土百年間作家、詩人、文學評論家、文學理論家、翻譯家的人才工程”。（《雙葉集》198—199頁）值得全力以赴。

李先生為這部書作出了可貴的、參編同仁一致認同的貢獻。她撰寫4編“概述”，撰寫全書“緒論”；她依照主編尚靜波先生的要求，努力探究呼和浩特現當代文學之魂，認定“文學之魂即文學的特征”，據此概括出本土現當代文學各歷史時期、各類文體的特征：“現當代文學的開創性”“新時期詩歌的抒情美”“新時期散文和報告文學的描繪美”“新時期影視與戲劇文學的民族性、地域性”，等等。

我讀李先生所撰兩萬余言的《緒論》感覺在讀“極簡”呼和浩特現當代文學史或呼和浩特現當代文學史“簡編版”。

《雙葉集》的兩篇序言，一篇是著者的同盟同志董恒宇先生，一篇是著者的同行同仁尚靜波先生。從他們的序言中讀出了李先生和任先生的人品、文品。尚靜波先生在序中有這樣的話：“舊作新讀，是會讀出新感新悟的。”我讀《雙葉集》中李先生的評論文字確有感悟，寫出來與讀者交流，向方家求教。

2020.5.6

王發賓，內蒙古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會員，作家報編委。作品見《內蒙古日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解放軍文藝》《文藝報》《詩刊》《星星》《綠風》《詩林》《草原》《延河》出版詩集：《戰士的心在燃燒》《藍色的庫庫和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