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花兒插滿頭

文/張尚蘭

五六十年代過年，對童年的我來說可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兒。一過臘月二十，便天天數，天天念：“二十一，買桿筆。二十二，寫大字。二十三，打發灶王爺上了天。二十四，掃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蒸饅頭。二十七，插花送閨女。二十八，拍、拍、拍（剁餃子餡）。二十九，打黃酒。”當時我家有一條大黃狗，開始我以為是“二十九，打黃狗”，可到了那一天，卻沒見誰打它。后來問爹，才知道是“打黃酒”，“三十兒，蛻腣兒（洗腳）。初一，捏肚兒（包餃子）。走節（串親戚）走到初二、三，饃饃皮渣往外端，走節走到初五、六，饃饃皮渣都沒有。”

一大串民謠被我說得津津樂道，可爹娘做起來可就難了。一進臘月，我從來都不知道娘什么時候睡的覺，什么時候起的床。娘是個聞名鄉里的巧手，用手一拃你的身材，裁剪縫做的衣服又合身又漂亮。用眼一看你的腳，做出的鞋子又合腳又結實還不走樣。所以求她的人也多。除了給我們姐妹做新衣新鞋外，還常幫人裁剪，對村里幾個沒娘的孩子，娘幾乎包攬了他們過年的新衣新鞋，但這一切都是義務的。

特別是二十六蒸饅頭這一天，那簡直是一場戰役。前一天夜里便發上面，拌好餡，煮好豆子，做好戰前準備。第二天凌晨就起床，嬸嬸、大娘們都相互幫忙，和面的和面，掐年糕的掐年糕，往往一忙就是一整天，蒸出的年糕、棗花兒、豆包、菜包、豆腐渣窩窩頭，皮渣能盛一大簸籮。當這一切完工以后，女人們才長出一口氣，說“總算齊了”。不能說“完了”。大過年的說“完了”不吉利。

等忙完這一切以后，我的好日子就來了。娘雖然平時節儉，但過年是亮家底兒的時候，不能小氣讓人瞧不起。臘月二十七，爹牽出我們家的大青騾子，備好鞍讓娘騎上去，前邊摟著我去邵家屯趕集。集上的年味已經很濃了，農民們好像辛苦一年的微薄收入非在這幾天花完不可。各類年貨辦完后，爹娘便把我領到花市去買頭花。

那真是一個美麗的世界呀。賣花的漢子和女人舉著一個個草把，類似現在賣冰糖葫蘆的，上邊插滿了五顏六色的絹花，那花做得太漂亮了，有牡丹、菊花、梅花，做得既精致又形象，特別是那一朵朵的牡丹，里面的蕊、外面的瓣，周圍的葉，簡直和真花沒二樣。如今各種慶典、婚禮上人們也喜歡在胸前戴花，可一看就是那種做工粗糙、顏色俗艷的機器娟花，簡直無法和過去手工藝人的作品相比。

我左一枝右一枝的挑選，爹也不阻攔，只管笑瞇瞇地付錢，直到娘心疼了才算完。爹就把花兒插在大荊籃子里新買的一大塊豬肉上，因為那樣不至于把花兒弄皺或壓壞。爹才把我們扶上騾子，一家人高高興興地往回走，爹噪音非常好，高亢而洪厚，于是他一邊走一邊放開嗓子高唱：“大年初一頭一天，過年初二過初三，初四初五接著過，初六初七年過完。”這種大白話式的歌聲，常引得路人一片歡笑和羨慕。試想一下，那情那景那歌，該是怎樣的一幅鄉樂圖。

五更起床對每個家庭來說，都是一件不容忽視的大事。誰家要放了頭把火鞭，將預示著這家人一年興旺發達。但又不興不睡，說是五更就必須等到五更四更天也不行，所以，這就意味著全村家家戶戶必須在那一個小時之內爭先恐后又不能大呼小叫，自家的那一掛火鞭就是一家人在新的一年的第一聲吶喊。所以，五更起床時（應該叫起炕，因為那時沒有床）娘便推推我，我一骨碌便起身穿那些久已盼望的新衣。不知是冷還是激動，我渾身發抖并上下牙打架。但衣服穿好后就不抖了。看著娘把各種供品擺在各個神位前，供奉最豐盛的當數老天爺，其它像門神、財神、仙家什么的都象征性地放點。隨著爹點響掛在石榴樹上的火鞭后，最神圣的時刻到了，娘一邊燒黃裱、紙線一邊虔誠地念念有詞：“全家神靈、一爐香金，保佑全家一年平安，五谷豐登……”

吃過五更的餃子，娘便開始給我梳頭。小時候我的頭發又多又黑而且很硬，根本就攏不到一塊兒，娘便把頭發分塊切割，中間往后一個大辮子，兩邊兩個小辮子，梳好后把各種顏色的花兒搭配插成一個半園型花環，再在腰里系上粉紅色和綠色綢子的腰帶，兩手的小指上各掛兩三塊五顏六色的綢手絹。這時，大街上的鑼鼓已敲起來，嗩吶吹起來，從各家各院跑出來了一個個花枝招展的漂亮的精靈，秧歌扭起來，花棍敲起來，大人們站在大街兩旁，說著，笑著，指手畫腳地欣賞著自家的孩子，評論著別人家的孩子。

我一邊跟著鼓點打花棍，一邊用眼角的余光在人群里尋找著自己的母親。我突然發現，在那滿大街的女人中，數俺娘最漂亮！

作者：張尚蘭，1980年發表短篇小說《接老伴》。1990年加入河南省作家協會。先后在《農民日報》《中國青年報》《河南日報》《莽原》等紙媒發表小說、散文、報告文學等三百余篇，并多次獲獎。1994年任安陽縣文聯副主席并主持工作。1997年出版小說散文集《金秋》，2003年出版長篇小說《蛻》。

（編輯：笑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