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的寫作對作家創作的描述往往是大處著眼和大而化之的，通常只就其最具社會影響力的作品論說，或將作家放在某個 最能彰顯其文學史意義的時段，如此便難免“一本書主義”式的掛一漏萬。比如李心田，因為《閃閃的紅星》和《兩個小八路》太深入人心，于是作家的文學史地位 也被讀者簡單深刻地銘記為著名的軍旅兒童作家。事實上，從1957年在《文藝學習》上發表《我的兩個孩子》開始，李心田先生筆耕不輟幾十載，兒童文學只是 他創作起初的選擇和日后寫作的重要向度之一，在此之外，他出版有《夢中的橋》、《結婚三十年》、《尋夢三千年》、《銀后》等長篇小說近十部，中短篇小說 《印滿眼睛的房子》、《沙場春點兵》、《潛移》、、《老方的秋天》、《自己的日子》等幾十篇，還有長詩《金色的花環》、話劇《再戰孟良崮》等和電影劇本若 干，洋洋400萬字，題材涉及軍事斗爭、社會萬象、家庭婚姻、文化哲思多個層面，且其新時期以來的創作，完整參與了上世紀80年代從傷痕到反思到改革文學 的歷程，尤其是其改革題材的小說，以對改革現代性觸動的異化現象細致的體察、對人物“邊際人格”的塑造和一種“省世”的清醒情懷拓寬了改革文學的書寫畛 域。可以說，在新文學史上，能夠將童真盎然的“天真之歌”和凝重辛辣的“經驗之歌”交響吟唱的作家并不多，而李心田無疑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也是值得今天的 治史者予以重視的。
一
在《我和兒童文學》等創作談中，李心田多次提到，他的“投入兒童文學，是自我感情的流露，一開始便從‘真情’出發”。具體而言，童年時與繼母的一次小誤會 成為促發他創作的誘因，因為“幼小的心靈是無暇的、稚嫩的，戳一下，便留下深深的印痕。”李心田兒童文學寫作的特質也于焉可尋，他幾乎不寫夢幻的童話，而 傾力于現實的取材，這其中最能扣動讀者心弦的是可以名之為“籬下”況味的一系列小說。
京派作家蕭乾有《籬下集》，取“寄人籬下”之意，同名小說《籬下》即寫一父親拋妻棄子，母親無奈帶兒子投奔城里孩子的姨母家，開始仰人鼻息、飽受白眼的生 活。李心田的《我的兩個孩子》、《夜間掃街的孩子》、《裹著鐵皮的門》、《鄰人之子》和《崎嶇的山路》等篇在情節上與之類似，但是側重不同：在蕭乾那里， 他把一個率性天真的頑童推到世態炎涼的城市，是以鄉下孩子天性的真醇襯托都會道德的偽善；而李心田則是推己及人，用一個又一個少年失怙失恃的故事，細膩地 體察缺失父母呵護的少年敏感又好強、渴望關愛又拒絕憐憫的內心。以《裹著鐵皮的門》為例，新友父母雙亡后與奶奶相依為命，后奶奶去世，被沒有子嗣的二叔帶 到城里收養，卻不見容于二嬸。二嬸給家里的大門裹上鐵皮，屋內的房門櫥柜一一上鎖，也鎖死了期望在新家庭開始新生活的新友的心。終于在一個早晨，新友為了 尊嚴決定回到鄉下，他推開了那裹著鐵皮的大門，并“使那大門洞開著，敞在那里”。這篇小說并未著意營構新友遭受的肉體折磨，而用鐵皮和鐵鎖的意象象征二嬸 對孩子的冷酷和排斥，這種冷暴力對孩子心靈的威壓甚至比《崎嶇的山路》里三姑虐待岳勇的情節更讓人覺得寒涼。
二
改革題材的小說是李心田創作的又一重心，是他1980年代寫作致力最勤的部分。在參與這一文學大潮的起初，李心田筆下的改革健將和蔣子龍塑造的喬廠長不無 神似，在矛盾沖突的設置上也如出一轍：改革者富有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意識，品德高尚，行事磊落；反改革的勢力不但業務平庸無能，更在權勢欲的燒灼下大搞特 權與陰謀。如《印滿眼睛的房子》里的顧明山與王明利便是如此。這種由人物對改革的態度來決定其道德面貌的處理，不免讓小說陷入一種淺俗的善惡二分法，從而 在一定程度上遮蓋了改革浪潮席卷中社會性、現代性與人性的復雜。應當說，由于作家在寫作技巧和人物描畫上的講究，這種步人后塵的作品依然有著相當飽滿的藝 術感染力，也獲得了相對熱烈的社會反響，但畢竟與此前作家表態的創作觀——“在同一條路途上，誰深入到別人沒去過的地方，誰就進入了新境”——相背離。因 此，李心田很快便轉換思考的重心，為擺脫改革文學習見的簡單化與模式化的弊病，他開始觀察并追問在堅持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合法性和正當性的前提下，如何面對 全社會為承負改革的重擔而付出的代價。
李心田接下來創作的一系列小說，其人物都很難用單純的褒義詞或貶義詞來概括，如他在小說集《潛移》自序中所言，他無意于再在“寫光明”還是“寫黑暗面”上 糾結，而是忠實于生活去“如實地寫”；與這種如實的態度相伴的是向人物的靈魂深處掘進的自覺，而不滿足于只皮相地呈現改革中新舊勢力各方對峙的錯綜，他力 圖在這種錯綜里發現“中國人當代的精神力量到底怎樣”；在對國人精神世界展開刻畫時，他又力避一種真理在握的宣諭口吻，也不因時代意識形態的昂揚向上而失 察改革大纛席卷之下倫理價值的異變帶給人的心靈悸動，真實寫出了人們那種因急劇變革導致陷入邊際狀態而進退失據的惶惑感。
與作家審慎冷靜、不無質疑意味的觀照態度相得益彰的是他在這系列小說中嫻熟運用地一種多視角的類偵探小說的敘事方式，即把敘事者置于聚訟紛紜或雜亂無章的 線索里，以他的調查走訪和探問，漸漸勾勒出人與事的樣貌，比如在《模糊形象》、《流動的人格》里是作家范崇對主人公的調查，在《較量》中貫穿著老田對方生 的好奇，在《潛移》的后半部分黃非對何仲良一家腐敗違紀情況的調查等等。此外，作家還有意把案件作為重要的驅動情節鑲嵌到小說里來加重懸疑的效果，像《較 量》的結尾方生藏有巨款的保險柜被盜，《潛移》里黃非在調查時突遭車禍。作家采取這種敘事方式當然與他自言的“俗雅嫁接”的文學觀念相關，更要者是可以散 點透視、多點聚焦，在一個人和一樁事上輻射出方方面面更多的人與事，使得他對世態人心的書寫不只是一層一面，而是一個場域一個社會。
三
作為一位縱跨“十七年”、“文革”和新時期的寫作者，時代的波譎云詭，文藝政策的更迭變換，讓李心田的文學生涯也隨之激蕩回旋，百轉千折：《閃閃的紅星》 給他帶來巨大的聲譽，但也因貼服極左的意識形態太緊密而飽受圖解政策的質疑；新時期那些改革題材和軍人題材的作品因觀察的細致和角度的獨到，為時代留下一 份珍貴的精神備忘錄，但也沒有紓解他對腦體倒掛、知識貶值的新現象的困惑；他在1990年代發表了《銀后》，用完全通俗化的形式寫“追星”“下海”，透露 出作家對社會與時俱進的追蹤，也內含他對嚴肅文學與大眾文學和茍且與形上兩種對峙的人生哲學的辯證思考，用他自己的話便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提倡‘改造 思想’，九十年代提倡‘換腦筋’，兩者都觸及靈魂，也都痛苦。”這種痛苦是一種苦覓出處不得而“蒙受撞擊”的痛苦，在隨筆《六十之惑》中，他說：“60歲 左右的人是個上下接軌，而又銜接不起來的人。原來那條軌道廢了，……新的軌道是軟的，又橫七豎八，也就不敢在上面運行。便只好在那接軌處蒙受撞擊。”但他 沒有因痛苦和困惑而停步，又陸續創作了長篇小說《結婚三十年》和《尋夢三千年》，以一種對知識分子獨立人格立場的艱難回返，來對90年代的社會文化轉型以 及由此引發的知識分子的認同危機與角色危機做出正面的回應。尤其是被作家本人命名為“思辨小說”的《尋夢三十年》，以“從古代周公寫到當代周公”的心志， “跋涉三千年”，為杯葛“皮與毛的關系”的知識精英鑄魂，堪稱一部閱讀“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的激憤之作、良心之作，也是老作家坦陳政治靈魂受流毒侵染的 反思錄與自白書。
《尋夢三千年》用現實境遇與歷史回溯交織并行的方式結構全書：現實境遇部分圍繞某省社科院院長何之光不畏強權，堅守科學精神的底線，在本省經濟產業結構的 調整和汽車企業上馬等問題上與省委書記鄭德銘和省長田恭等發生矛盾，信而見疑，終獲罪遭免的主線來寫，既掃視官場生態的異變，也連帶出精英聚集的社科院內 以陳白川和顧非為代表的兩類截然不同的知識分子映現出的人格裂變。歷史回溯部分，作家則自由無拘地放縱筆墨，將周公、孔子、屈原、管仲、嵇康等前賢壯志難 酬的入世情懷和憂憤傷生的悲憫氣質有機地融入小說，既構成對現實境遇部分的映襯，也顯現出作家對自古以來富有人格硬度的知識分子精神譜系傳承賡續的自覺。
小說最有突破意義的地方在于，它的歷史回溯并不一味擬古，更有對其教訓并不久遠的共和國史上荒誕的人與事直面的回顧，比如老舍在“文革”中含冤自沉，馬寅 初的新人口論在群氓叫囂中被批倒批臭，作者的同輩人、作家王蒙打成右派被迫遠赴新疆等，這些人物事件的穿插當然凝聚作家感同身受的憤怒和控訴，但更要者是 以見證者甚而是同謀者的錐心之痛帶出急迫的反思和拷問：為何三千年來，從昏聵腐朽的奴隸制遞進到指向光明的社會主義制度，“不合眾囂、獨具我見”的憂國憂 民的知識分子的根本境遇居然原地踏步并未有質的改善？
何之光是小說中最主要的“尋夢者”，如方家所論，他“身上的思辨色彩大于生活色彩，他也就作為一種載體承載了更豐富的精神文化內涵”，與其將何之光作為一 個現實典型看待，倒不如“將他視作三千年中國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的體臉者和現代理性的體現者”。小說有意將其安排為馬寅初的學生，在1959年批判馬寅初 時，他起初“運而不動”，但還是免不了政治狂飆的席卷與撥弄，也因此，他在撥亂反正之后對知識分子操守和獨立思考的空間的維護是帶著懺悔和自省的。另外值 得注意的是，何之光仍然具有傳統士人的氣質，他融人文精神與技術理性于一身，且洋溢著高昂的道德理想主義，很符合利奧塔定義的作為社會正義與良心征象的 “普遍主體”。聯想到小說寫作的時間恰在20世紀末，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發展戰略催生的市場意識形態已經開始并局部完成了對知識分子社會地位與階層屬 性的重新定位，知識分子結構內部的權力關系也順時而動，“普遍主體”式的知識分子的中心地位逐漸式微，而社會分工的精細化讓單純以知識生產服務社會的技術 知識分子開始如魚得水。這樣來看，何之光的“尋夢之旅”更像是一場刺向風車的悲情之旅，因為夢醒之后的何之光將發現屬于自己的路將越走越窄。然而，在文學 的意義上，何之光讓讀者見證了一個追夢人深切而執著的精神熱力，這個現代性意義上的“元知識分子”對于今天生活在后現代語境中且已經被相對主義和消費主義 體制化的我們依舊有著巨大的警策意義和制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