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天瑜新著《中國文化生成史》“長時段”辨析

　　中國文化是怎樣生成的？一般意義的文化史書多從“事件”展開，以“橫分豎寫”方式描述文化諸樣態及其進程。而文化學者馮天瑜的新著 《中國文化生成史》(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則重在結構分析，對中國文化生成進行“長時段”辨析，著眼考察地理環境－經濟土壤－社會組織－政治制度合成的 “結構”，對文化的推動及制約作用，揭示造就如此人生、如此人物、如此事件、如此思想的深層動力機制。

　　這部巨著九百頁、八十二萬字，共十一章，分上下兩冊。作者懷著對中國文化的深切好奇，以廣闊的視野，縝密的思考，穿越時間隧道，強化問題意識， 從歷史縱深處探索中國文化生成的機制，逼近當下前沿議題。該書一面世，就在海峽兩岸引起強烈反響，華中師范大學國學院院長、“在臺灣大學講授大陸文學第一 人”的唐翼明教授如是說：“這部大作是六十年來甚至百年來中國最好的一本文化史，凡研究中國傳統文化，關心中國文化的發展，想弄清楚中國文化的過去、借過 去以觀現狀、以測未來的中國人，尤其是知識人與從政者，都應該仔細研讀這本書，相信都會從中得到許多教益。”

　　費孝通云：“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的過程。”作者在“導論”中開宗明義：人類的創作物文化，有一個逐步從“自在”到“自覺”的發展過程，其關鍵環 節是文化主體———人的自省能力的提升。中國有注重自省的傳統，先哲強調“內自省”、“反躬自省”，這初指個人道德修養上的“內求”“反省”，又引申為對 社會、文化的反思，以及關于國家大政的求索。但是，古代的文化自覺不能代替現代的文化自覺，更不能代替當代的文化自覺。這是因為，文化自覺賴以產生的對自 己文化和外來文化及其相互關系的認識，都因時遷衍，不斷更新、提升與深化。我們正在親歷的當代文化自覺，需要借鑒前車，而其直接先導是現代文化自覺，它是 在“現代性”這一坐標下展開的。

　　馮天瑜就是用“‘現代性’拷問下的文化自覺”，來闡發“文化自覺”過程的“艱巨性”的。在嚴峻的民族危機擠迫下(空間性壓力)，在文化現代性的 追問下(時間性壓力)，國人展開關于中國文化的新一輪自省，從而開辟艱難、壯闊的文化自覺歷程。十九世紀初中葉，中國人囿于鎖國狀態，從大眾到精英皆對自 國在全球文明中所處位置懵然不知，陷入盲目性。以下百余年中國人走向文化自覺，經歷了打破這種盲目性的過程。近代中國人的文化自覺，是在拋棄自認優勝以后 逐步贏得的。

　　由于近古以降社會發展遲緩并伴之閉關鎖國，中國朝野曾經陷于由文化自閉導致的文化虛驕與文化自卑的兩極病態之中。從“盛世”皇帝乾隆的自傲，到 “衰世”皇帝道光的愚鈍，共同點皆在昧于世界大勢，沉溺于自認優勝的迷夢，不能為中國文化準確定位，以致舉措乖方。從這一意義言之，其時的中國尚處于自在 狀態，未能贏得文化自覺。

　　中國古文明的繁盛，中國近古－近代落伍，中國當下以磅礴之勢走向復興，而復興過程又多歷困局，皆可從《中國文化生成史》中找到根據，從文化生成的趨向中獲得啟示。

　　有了人類方有文化的生成，文化生成史也就是一門洋溢著主體性的人文學。

　　由人生與人物構成的文化，并非人的主觀預設的產物，而是由先定的歷史條件和客觀的生態環境養育而成的，正所謂“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 故研討中國文化的生成機制，不能滿足于對個別“文化英雄”天縱哲思的追慕，也不能止步于對某些引發劇變的短暫歷史事變的關心，而必須著眼“長時段”考析， 揭示造就如此人生、如此人物、如此事件、如此思想的深層動因。

　　傳統史書往往不吝筆墨于炫目的軍事或政治事變，然而，這些短暫事變終究為長時段的社會“結構”與歷史“趨勢”所左右。那些喧嘩一時、招人耳目的事變畢竟會塵埃落定，而發揮久遠作用的是基礎性的結構性要素。如社會組織、經濟生活、政治制度、人們的思維方式及行為方式等。

　　如果說，一般意義的文化史書多從“事件”展開，以“橫分豎寫”方式描述文化諸樣態及其進程。那么，文化生成史重在結構分析，揭示隱蔽在深層的、 決定集體生存的結構性力量。然而，如下兩點也是文化生成史的題中之義：一則擁有自由意志的人是文化主體；二則文化是群體創作物。

　　馮著的另一個優點，是它的比較分析。作者一方面打通古今，一方面又打通中西。這種打通古今中西加以比較去取的作法，固然是繼承了前輩學者，諸如梁啟超、胡適、梁漱溟等人的研究成果，同時又有馮氏自己的許多獨到見解，在諸多方面已經遠遠超越了前輩。

　　關于二十一世紀為“中國世紀”的命題，馮氏站在世界文化的視角上予以解析。他認為此論有文化一元論之嫌，與古代的“華夏中心論”和近古的“歐美 中心主義”屬于同一思維模式。而世界文化是多元并存的，多元要素“和而不同”，在諸文明對話中各美其美、美美與共，這才是合理的發展前景。故稱二十一世紀 是“太平洋世紀”更合于情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