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在上海書展“國際文學周”上，來自美國的桂冠詩人羅伯特·哈斯、來自寶島臺灣的陳黎和內地詩人王家新聚在了一起。這三位來自不同地域的詩人， 另一共同的身份是詩歌譯者。羅伯特·哈斯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波蘭詩人米沃什的英文譯者，長達二十余年與米沃什共同合作翻譯英譯本《米沃什詩選》，其譯 本因米沃什自身的深度參與成為經典文本；陳黎在臺灣翻譯辛波絲卡及聶魯達等詩人的詩作，其中他翻譯的辛波絲卡的詩選《萬物沉默如謎》一反詩歌的冷門，成為 暢銷榜上的“文化英雄”；王家新自早年翻譯葉芝詩選以來，集中心力深墾保羅·策蘭、茨維塔耶娃等“詩人中的詩人”。

　　“詩人譯詩”這一世界詩歌史上的隱秘傳統，如何在不同的個案中碰撞出火花，當譯詩的詩人們聚在一起，又如何“華山論劍”？

　　桂冠詩人哈斯

　　通過翻譯來聽聽別國的聲音

　　這是美國詩人羅伯特·哈斯第二次來中國。和南都記者六年前見到的哈斯相比，老詩人的頭發更白了一些，但溫和友善依舊。不同的是，此次中國之行，哈斯開心地見到了自己詩歌新出爐的中文譯本。

　　這個秋天，哈斯碩果累累，從上海回去后，他將領取美國重要詩歌獎項“斯蒂文森詩歌獎”。以美國詩歌史上最重要的詩人之一華萊士·史蒂文森命名的這一獎 項，1994年由美國詩人學會設立，旨在表彰“在詩歌藝術有突出及公認成就的美國詩人”，每年評選一次，獎金為10萬美元。W .S.默溫、約翰·阿什貝利、菲利普·萊文、加里·斯奈德等美國當代詩壇的健將都是這一獎項的往屆得主。美國媒體評論說，“當絕大多數詩人都籍籍無名的時 候，哈斯是一位文學明星。”

　　除去1995年-1997年兩任全美桂冠詩人的身份外，哈斯是包括全美圖書獎、普利策獎在內的諸多獎項的得 主。他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英語文學教授的教職上退休，但身體力行環保等公益事業。此外，哈斯也是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波蘭詩人米沃什的重 要英文譯者。兩位詩人軌跡的交集是“詩人譯詩”傳統的絕佳注釋。

　　1960年，米沃什來到美國。在加利福尼亞大學的伯克利分校，教授斯拉夫 語言文學。絕大多數美國大學的斯拉夫語系都是只有俄語專業，伯克利分校是其中少有的開設波蘭語和捷克語專業的。“在波蘭期間，米沃什曾在電臺做過記者；二 戰后，他當過波蘭駐美國及法國使館的文化參贊。1960年移居美國之前，他在法國呆了很長一段時間，尋求政治避難。所以初到美國那幾年，他的妻子和孩子都 還在法國。”

　　60年代末，美國學生運動如火如荼，平權運動、女性主義運動、反越戰風起云涌。當時的伯克利，一度是美國學生運動的震中之 一，垮掉派、鮑勃·迪倫、滾石樂隊、披頭士風靡。米沃什當時也在這震中，“在這里他也寫詩，這些都構成有意思的背景。而我呢，22歲結婚，23歲有了孩 子，當時正在自學寫詩，以及奮力謀生。”

　　哈斯和米沃什的相遇一直到70年代末。同在伯克利教書，哈斯有一天發現這位波蘭詩人的住所只離他 三個街區之距，哈斯回憶，“我先前讀到過米沃什的詩歌，十分喜歡，我知道他在伯克利，但我不知道他和我是鄰居！”那時，米沃什只有很少的一些詩歌被譯成了 英語，在一個很小的出版社出版，不為人知。哈斯打電話給他的出版社編輯，告訴他有一個偉大詩人的作品需要翻譯出版，“編輯和米沃什見了面，他答應了翻譯出 版。”

　　哈斯回憶，那之后不久，米沃什受邀參加舊金山一個國際文學節，朗誦自己的作品，“他告訴我他很為朗誦而緊張，因為他的口音。他問我 可不可以替他朗誦，我答應他，當然可以，我很榮幸。他到我家里來，給我看他準備朗誦的詩。他問我：你怎么看波蘭的詩？我不懂波蘭語，我不知道該怎么回答 他。他又問我，那你怎么看我的詩歌的翻譯？我大概說了‘你的思想很有意思’諸如此類的，他很直率地告訴我：你的想法不夠好。”回憶起與這位舊友的往事，哈 斯笑了起來，“過了一會兒，米沃什問我，B ob，你幫我翻譯怎么樣？那是1977年，就這樣，我們翻譯了20年。”

　　多年來，每周一次， 或早晨或傍晚，與米沃什的會面幾乎成為哈斯日常生活鐵打不變的一部分。后來，哈斯在斯坦福的大學同學、同為詩人的羅伯特·品斯基也加入了進來。“我不懂波 蘭語，所以通常，米沃什會寫下他的第一遍翻譯然后讀給我聽，再由我們進行第二遍、第三遍的翻譯。”這種譯者彼此都是詩人的翻譯是難能可貴的，更難能可貴的 是這是由作者和譯者通力合作完成的翻譯。

　　哈斯告訴南都記者，其實米沃什自己也翻譯詩歌。1945年米沃什在克拉科夫曾編過英美詩選，之后 也翻譯過美國詩歌，“1944年他翻譯過艾略特的《荒原》，他也將很多波蘭詩人的詩翻譯成英語。”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米沃什教一個詩歌翻譯的研究班， 他帶著學生們集體翻譯，把波蘭語詩歌翻譯成英語，后來編成了一本《波蘭戰后詩選》。

　　“如果一直呆在法國，我就不會在1978年獲得斯塔特獎，或者后來的諾貝爾獎。”米沃什曾經這樣表示，他說，在西歐已經萎縮到像銀幣收藏一樣的詩歌，在美國的大學校園里找到了聽眾，找到了整個的系、學院和各種獎項。

　　哈斯和米沃什的最后一次合作是1998年出版的一部名為《路邊犬》(R oad-Side D og，戴驄曾節選該書翻譯成中文，將之譯為《途中狗友》)的散文集。這部由格言、軼聞、沉思、評論構成的散文集，在哈斯看來，是米沃什對自己一生的感受。 “其實米沃什的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波蘭之外，童年在俄羅斯，后來在法國，再后來在美國。但他一生都用波蘭語寫作。他說，他帶著他的母語在世界各地流徙。” 哈斯說。

　　“我花了20年時間翻譯米沃什，從波蘭語翻譯成英語。整個20世紀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體現在他的詩歌當中，他看到了20世紀那些 最糟糕的恐怖。”哈斯說，米沃什偉大的主題之一是政治，政治詩幾乎一無是處，但是你不得不面對的是我們身處其間的政治。哈斯在詩中寫大自然攝人心魄的力 量，寫泰國街頭的雛妓與全球化，也寫伊拉克戰爭。

　　詩歌如何產生影響？哈斯說有一個例子是，梭羅讀華茲華斯，約翰·繆爾(英裔美國博物學家，提議成立國家公園和自然保護區)讀梭羅，羅斯福讀繆爾，所以我們有了國家公園。“成就這件事花了一個世紀的時間。”

　　哈斯說，在美國，桂冠詩人的角色相當于詩歌對大眾的發言人。“我們有一個周報，我在上面談詩歌的翻譯，也寫了許多文章，就是向公眾傳達這樣一個觀念：環保主義者他們說，某一種魚、某一種鳥的生存情況會告訴你這生態圈是不是安全，它們就像指標一樣。如果北美黃喉夜鶯每個春天還出現，那么我們知道生態系統還健 康。詩歌也是這樣的一個指標。”如果有一個自由創造的環境，如果整個教育系統非常健康，那么詩歌的整個狀況也會越來越好。“如果公民識字率不斷下降，詩歌 又怎么會有更多的讀者呢？”

　　讓哈斯憂心忡忡的是，在美國，盡管有許多的移民，但卻越來越是一個單語言的國家，“你去看電視，所有都單一版本的美國想法、美國語言。我這樣來說是不是太夸張了，一點都不夸張。美國是一個很強大的國家，但是我們的無知非常危險。”

　　“我們這一代作家成長于平權運動和反越戰運動，實際上，朝鮮戰爭是我們蘇醒的開始。”回顧六十年代對自己的影響，哈斯說來自異域的文化影響很大。“那時候我們讀龐德翻譯的李白，還有加里·斯奈德翻譯的中國詩歌———他當時在加州大學研究生，這些都形成我閱讀的基礎。我們在李白、杜甫、王維的世界中看到了如此不 同的風景。”開始寫詩之后，哈斯覺得翻譯就成了詩人很正常的工作。他甚至自學日語翻譯了日本的俳句。

　　哈斯已經退休了，但他每年在伯克利還 會做一個關于詩歌翻譯的工作坊，每個班帶12個學生。“我不教學生們如何讀詩，也不教如何寫詩，在我看來，只要花精力，這些總是能弄懂的，但是我教翻 譯。”這個翻譯課是世界文學的課堂，會有美國詩歌、英國詩歌、日本詩歌，也有中國詩歌，有古典詩人的作品，也有當代的詩歌。“通常的方式是，學生會逐字逐 字地翻譯，然后讀給其他人聽，直到用英語表達出來像一首詩。”在哈斯看來，年青一代的美國人通過翻譯來聽聽別國的聲音，這很重要。

　　辛波絲卡譯者陳黎

　　用詩去青睞詩，去致敬，再創造

　　“我從小就出生居住在臺灣花蓮的上海街，我很高興從花蓮的上海街來到上海街上。”上海國際文學周上，陳黎用一個繞口的語言游戲帶出兩岸歷史幽微。1954年出 生的陳黎，說自己除了在臺灣師大讀書的四年服兵役的兩年外，都生活在太平洋畔的花蓮，因此他的其中一本詩集也被命名為《島嶼邊緣》。在島嶼邊緣足不出戶用 功的成果，是高產的詩歌翻譯。除了辛波絲卡的詩，陳黎和他的太太張芬齡，還翻譯了600多頁的《拉丁美洲現代詩選》及聶魯達、普拉斯等詩人的作品。

　　純文學詩集能賣成暢銷書，陳黎翻譯的波蘭詩人辛波絲卡詩選《萬物沉默如謎》大概是少見的案例。說起來是隱秘而有趣的關聯。陳黎最早見到辛波絲卡的詩，正是在米沃什和學生集體英譯的《波蘭戰后詩選》中。

　　陳黎說，翻譯辛波絲卡很偶然。“開始讀辛波絲卡的時候，沒有幾個人認識她，讀到她的詩很好，就開始譯。”我買的第一本辛波絲卡詩選是1981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的《聲音，情感，思想》———有她70首詩作英譯，并附波蘭原文。

　　1998 年，陳黎翻譯的桂冠版《辛波絲卡詩選》在臺灣賣出1萬多本，成為暢銷書榜上像米蘭·昆德拉和村上春樹一樣的“文化英雄”。這本詩集一開始并沒那么熱，后來 幾米繪本《向左走向右走》中引用了辛波絲卡《一見鐘情》一詩中的前四行作為前言，這本詩選也開始慢慢流行起來。《在一顆小星星底下》甚至出現流行歌手的歌 詞里。在大陸出版的《萬物沉默如謎》也同樣暢銷。陳黎調侃，“因為這書賣得好，很多出版社都去出版詩集，害了不少人。”

　　“其實人家本身的 好處不是因為我們的翻譯來的，我們只是推手。”陳黎說，就暢銷而言，辛波絲卡是波蘭的“席慕蓉”，“老早在30年前，她的詩集《巨大的數目》，第一刷1萬 本在波蘭一個禮拜就賣光，書店大排長龍，那時候她還沒得諾貝爾文學獎。這種東西還需要我們做廣告嗎？”實至名歸，她的東西你就是一讀就會覺得好。“她的詩 舉重如輕，嚴肅的主題常常用幽默、機智的方式手到擒來，日常生活的卑微事物中充滿別人未及的創意。”陳黎說，“詩是一個防火墻，辛波絲卡說的，詩是我們的 欄桿，幸好有這個欄桿，讓我們可以保住命，詩讓我安定，讓我們勇敢，不難過，它告訴我們每一個小的東西都是動人的、高貴的。”

　　陳黎大概是 中文世界最早翻譯米沃什的譯者之一。米沃什獲諾貝爾文學獎的1980年，陳黎25歲，“我記得很清楚，因為那一年我得到了時報文學首獎，時報社慶是10月 2日，報紙登了整個版。過幾天，他們打電話給我說，諾獎揭曉，得獎者是米沃什，然后全世界都往伯克利大學找米沃什，高信疆、痖弦他們打電話給所有人，問這 個人是誰，沒有人認識他。后來有人說給陳黎打電話，陳黎翻譯過，總編輯給我打電話。”回憶起那個沒有傳真機和E - m ail的年代，陳黎說，諾獎出消息的當天晚上，陳黎一個字一個字念米沃什的詩，總編輯高信疆在電話旁邊寫，報紙已經截稿，高信疆讓人用毛筆寫出來“獻 詞”，作為副刊的獨家頭條。“這是中文第一人吧！”說起當年的“先見”，陳黎不禁小小得意。

　　陳黎畢業于臺灣師范大學英語系，老師余光中翻 譯的一本《英美現代詩選》是老一代詩人的譯詩典范。翻譯《拉丁美洲現代詩選》既是效法，又是新一代譯者的獨辟蹊徑。“那時候我和張芬齡對拉丁美洲文學產生 興趣，是因為修第二外國語時選了西班牙語，而選西班牙語，則因為選課當天我們都較晚到校，法語、德語皆已額滿，只能選西班牙語。當時我們西班牙語雖學得不 怎么樣，但覺得西班牙語一堆aaoo，念起來甚為好聽，所以很想找西班牙語詩來念。買到的書既多是西英對照，理解起來似乎也不算太難。”一邊服兵役，一邊 在筆記簿上翻譯，加上當時女友張芬齡的配合，《拉丁美洲現代詩選》很快就初具規模。拉美眾詩人中，聶魯達是陳黎著力甚深的一位。“我說我受聶魯達影響，我 不知道我是受聶魯達影響，還是說我翻譯聶魯達的影響。”

　　詩人譯詩是個普遍的現象。陳黎說，大詩人如布羅茨基、希尼等，彼此互相濡慕，會去 讀對方的詩，或者寫詩獻給誰，“有點像中國的酬答詩。有時候過幾年發現他們酬答的人也得諾獎了。”陳黎覺得，詩人和小說家好像不太一樣，詩人像一個大家 庭，“是不是得諾獎或者推薦他不重要，我覺得他們對同行的珍惜是真的。我覺得很奇怪，有時候兩個人沒有見過面，但是會去讀對方的詩。”

　　這次到上海，陳黎提前讀了哈斯和哈斯的太太、同為著名詩人的布倫達·希爾曼的詩，忍不住翻譯了幾首。甚至在臺上開會，其他嘉賓發言的期間，也看到他拿出筆，不時在譯稿上圈圈點點。

　　陳黎承認，看到一首好詩，確實會無法自己地要去翻譯。不一定非得是大師，有時候作品不錯，就會有沖動。“你看到兩句就會覺得，哇，她是比我更好的詩人，什么 是更好的詩人？就是說你一次寫兩個，她一次能寫五個，而且寫出來更微妙。你嫉妒她寫這個東西能這樣寫。”比如，布倫達·希爾曼的詩中有一個比喻，形容一只 麻雀“它的胸輕如一盎司的茶”，陳黎擊節贊賞，“我這輩子不會用這樣的比喻，我輸給人家了。”好的詩歌的特質和技藝，好像通過翻譯能夠據為己有，想要去讀 它，轉化它的優點，或者說用詩去青睞詩，用詩去致敬，用詩去再創造，陳黎覺得這是詩人家族最特別的一點。

　　“翻譯是辛苦的甜蜜”，陳黎把翻譯比作捕蝶，“企圖為讀者抓住飛舞的蝴蝶，好讓其一窺全貌。然而當他釘死蝴蝶時，他呈現出來的只是僵硬的標本，而非真正的蝴蝶。如何釘住文字蝴蝶的雙翼并且讓其仍保有生命，是翻譯者面臨的最大挑戰及努力的方向。”

　　詩人王家新

　　詩人作為譯者成為一種“現代傳統”

　　“我不是翻譯家，我是愛好者。”在與哈斯、陳黎對談的活動中，王家新一上來就這樣聲明，“我的翻譯首先出于一種愛，還有一種內在的需要，像呼吸一樣迫切的需要。”

　　在內地詩壇，詩人譯詩在中堅代詩人身上并不少見，黃燦然、張曙光、周偉馳、胡續冬等詩人都有杰出的譯筆，王家新是其中用力甚深、心得獨到的一位。就他深墾的德語詩人策蘭而言，王家新迄今已翻譯了策蘭的三百多首詩和多篇散文，寫過數十篇關于策蘭的文章和解讀文字，還有一部評傳正在寫作之中。用王家新的話說， “策蘭是一位需要用我的一生來閱讀和翻譯的詩人。”

　　王家新最初翻譯策蘭是在1991年的秋冬。從中國社科院外文所圖書館，他借到一本企鵝 版策蘭詩選，英譯者為英籍德裔詩人、翻譯家米歇爾·漢伯格。“這是我與策蘭的第一次真正的相遇，我完全被他的詩和命運吸引住了。”那時在中國大陸，策蘭的 詩只有少許三四首被譯成中文；在詩歌界和翻譯界，策蘭也是一個陌生的名字。

　　“最初并沒有翻譯的想法，但我很快意識到我必須去譯，只有這樣 我才能切身進入到策蘭的語言的血肉之中。”王家新從中譯了二三十首策蘭的詩，并請社科院外文所馮至先生帶的德語文學博士、研究里爾克的學者李永平指正， “他看后這樣帶話來：‘我沒想到策蘭居然可以翻譯成中文，而且譯得是這樣好！’這樣的肯定給了我很大的鼓勵。”王家新將策蘭的詩比喻為“從黑暗中遞過來的 燈”，循著這樣的燈光，對策蘭的翻譯日具規模，研讀也日漸切中肯綮。

　　王家新說，其實策蘭本身就是一位做出過大貢獻的天才翻譯家，“策蘭翻 譯的曼德爾施塔姆，是他詩人生涯中光輝的一筆。職業翻譯家什么都可以翻譯，但詩人譯者都是有選擇的，而他們的選擇深究起來，往往都出自一種‘生命的辨認’ ———策蘭為什么會譯艾米麗·狄金森？這就像有人所說，因為‘狄金森是照耀他啟程的星，而非獵取的目標’。”

　　王家新翻譯茨維塔耶娃也是出 于這樣的“同氣相求”。他還記得自己二十年前在泰晤士河橋頭的路燈下，初讀茨維塔耶娃《約會》一詩英譯本時的情景，“那個開頭，使我驟然一哆嗦：‘我將遲 到，為我們已約好的相會；當我到達，我的頭發將會變灰……’，最后的結尾甚至令我有點不敢往下看：‘在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禮！’———我讀著，我經受著讀詩 多年還從未經受過的顫栗。”

　　王家新最新出版的《新年問候：茨維塔耶娃詩選》，包括了六十多首抒情詩、詩組以及《終結之詩》、《捕鼠者》、 《房間的嘗試》、《新年問候》等長詩。“說實話，這是我遇上的最艱巨、最具難度、最富有挑戰性的作品之一。”王家新說，這首長詩是1927年茨維塔耶娃寫 給里爾克的挽歌，詩人前后用了兩個月時間寫就，長達200多行，句式復雜，多種層次扭結在一起，而又充滿了互文回響。“在翻譯過程中備受折磨，但又充滿感 激，因為偉大作品是對我們的提升。”

　　“茨維塔耶娃的英譯者科斯曼希望她的翻譯‘至少能夠帶來一些活生生的血肉，一些火焰。’她說的是‘至少’，這是有技藝的譯者可以做到的。困難就在于把握茨維塔耶娃的抒情音質，并使一本詩選從頭到尾下來都能確保其‘聲音的真實性’。”

　　“我的翻譯只能是‘作為一種敬禮’，獻給我心中永遠的瑪麗娜，也獻給那些愛著這位偉大詩人的中國讀者。”王家新在序中寫道：“我并非一個職業翻譯家，我只是試著去讀她，與她對話，如果說有時我冒膽在漢語中‘替她寫詩’，也是為了表達我的忠實和愛。”

　　在王家新看來，翻譯既是譯作與原作之間的搏斗，也是兩個詩人之間的搏斗，不可避免地會打上譯者自身的印記。“但是這要有分寸感。我研究過布羅茨基對曼德爾斯塔姆的名詩《哀歌》的翻譯，布羅茨基是一位布魯姆所說的‘強力詩人’，他的譯文音調更宏亮，詩意的表達更強烈，更有個性的鋒芒，但他也多少把曼德爾斯塔姆 ‘布羅茨基化’了。”王家新的觀點是，所謂“客觀、忠實”的翻譯從來就不存在，譯者當然要有個性，但也要有一種“化身萬物”的能力。“最起碼，在翻譯時要 充分了解、掌握和尊重原作的風格，比如說，你不能用茨維塔耶娃的風格來翻譯阿赫瑪托娃。”

　　就“忠實”這一翻譯的重要命題而言，王家新認為，有表面亦步亦趨的忠實，也有通過背叛達到的忠實，還有一種更高的忠實：那是偉大的翻譯所達到的境界。“偉大的翻譯比偉大的文學更為少見，偉大的翻譯本身就是偉大的文學。”

　　“博爾赫斯在談論英國詩人菲茨杰拉爾德對《魯拜集》的翻譯時曾這樣感嘆：‘一切合作都帶有神秘性。英國人和波斯人的合作更加如此，因為兩人截然不同，如生在同 一個時代也許會視同陌路，但是死亡、變遷和時間促使一個了解另一個，使兩人合成一個詩人’。”在王家新看來，詩的翻譯不同于一般的翻譯，它在根本上，正是 博爾赫斯所說的為了使“兩人合成一個詩人”。

　　“這當然是一個極其困難和艱巨的過程。然而，就中國現代詩歌而言，戴望舒之于洛爾迦、卞之琳 之于瓦雷里、馮至之于里爾克、穆旦之于奧登，等等，已為我們提供了這一相互‘契合’的光輝例證。”王家新說，正是由于他們，“詩人作為譯者”成為一種“現代傳統”，這一傳統對后來的詩人產生了重要的啟示和激勵作用。“我們在今天接過這一傳統，也就是對這些前輩的一種回報和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