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剛剛整理好衣冠

就面臨了死亡

四月的歌手

血液如此淺淡

但桃花的骨賅比泥淖高一些

它死過之后

就不會再死。”

送別

11月2日，華北平原告別數日的陰霾，天空明凈，陽光燦爛。來自各地的人們奔赴石家莊，為陳超送行。這些人，有陳超的學生，有素不相識的市民，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詩人。

遺體告別儀式前，詩人們在殯儀館的院子里朗誦陳超的詩。以詩歌批評家享譽詩壇的陳超，也是一位優秀的詩人，后者的身份一直隱秘。在多年前的一首《沉哀》中，他寫道：“今天，我從吊唁廳/推出英年早逝的友人/從吊唁廳到火化室大約十步/太陽最后照耀著他，一分鐘”，太陽在這一天也最后照耀著他。

在陳超曾經工作的地方——河北師范大學中文系專門在教工之家設了追思堂，風塵仆仆的人們從各地趕來，鞠躬、默默垂淚。他們有的上過他的課，有的看過他寫的詩評，在一個詩歌散發微弱光芒的時代，他們通過他的努力感受到詩歌的美好。而這天，詩歌的美好還在，斯人已逝。

突發：一切都結束了

在老友辭世幾日后，詩歌批評家唐曉渡還沉浸在悲痛中，“完全不能接受這個事情。”這句話唐曉渡輕輕地說了兩遍。

11月31日上午9點半，他接到了陳超妻子杜棲梧的電話，“曉渡，告訴你一個壞消息。”唐曉渡的心一緊，“什么？”“陳超出事了。”“對不起，你再說一遍。”小杜又說了一遍，“小杜請你再說一遍好嗎？”小杜又說了一遍。“現在情況怎么樣？”“一切都結束了。”這是小杜在電話里和唐曉渡說的最后一句話。

唐曉渡認識陳超三十多年，兩人幾乎無話不談，“但他恰恰不愿意談自己的病。”唐曉渡最后一次見到陳超，是今年五月底在杭州的一個詩歌研討會上，他發現老朋友看起來不大好。多年前，陳超是個很強壯的人，五六年前瘦下來，而這一次見到，唐曉渡覺得他瘦得有點過了，“他說在游泳，我說你臉色不好，要不要查一查，他說，有時候睡眠不太好。”唐曉渡記得那天他們聊天到凌晨三點多，談詩歌，陳超談性很濃。散會后的那天，他們在西湖邊散步，還有其他的朋友，當時陳超很活躍，還開玩笑，“他是個喜歡開玩笑的人，能自我消解。”

“但這幾年他的精神狀態是下行的，他的話沒有以前多、興致大不如前，盡管好朋友之間還是活躍的。”唐曉渡回憶，10月29日中午曾經打過電話給陳超，問他來不來參加一個活動，“他說不來了，我問他哪兒不舒服，他想了想說，反正不舒服。”

“我們以前打電話起碼會談個四十分鐘，有時兩個小時都有，但這次顯然他不想聊，有一句說一句，他從來沒說起自己的精神狀態，我問他老太太怎么樣，他說，就那樣，還行吧！最后說到孩子，他說不好，又開始打胰島素了，最近血糖又上去了。我們聊了十幾分鐘就掛了，他說他再打給我。我當時覺得有點異樣，這是我們之間打電話第一次這樣。但我想他恐怕有事，沒有深想，他后來也沒有再給我回電話。”唐曉渡沒想到這是他們最后一次對話。

十月中旬，陳超的最后一本詩論文集《個人化歷史想象力的生成》下了印廠。10月27日休假回來，責任編輯張雅秋開始給陳超打電話，要將新書快遞給他。手機無人接聽，第二天她再發了短信，沒有回，再打，顯示不在服務區；再后來，是關機。

陳超的博士生崔立秋在30日晚上還給導師打過電話。“晚上7點半，我給陳老師打電話，手機關機，打家里座機，老師接了，聲音虛弱，從來沒有過。我問他為什么這么虛弱，他說最近狀況不好。我說想去看他，他說，別來，我需要休息，不能激動。”崔立秋當時感覺不太好，放下電話，又給其他人包括另一個陳超的學生，同在河北師大中文系任教的李建周打了電話，相約過幾天去家中看陳超。可就在當天晚上，事情發生了。

師者：講臺上的王者

在陳超的友人和學生心目中，他是與虛弱不沾邊的。在學生的印象中，他是個黝黑、沒有絲毫文弱書生氣的讀書人，甚至儼然是一副煤炭工人的模樣。作為河北師大的明星教師，陳超的課據說是需要提前占座的，有時甚至會吸引普通市民前來旁聽。

崔立秋第一次感受到陳超的風采是在本科時偶然聽到的講座，之前對詩歌停留在古體詩認識的他通過陳超的講述，認識了食指、芒克、多多、北島、顧城這些名字。后來保研后，他選修了陳超的《生命詩學》課程。1998年開學，小教室里十來個人，第一堂課陳超講的是海子的《亞洲銅》，“他的解讀完全不一樣，讓我真正進入詩歌。”

“他不在乎獎項，也不報項目，不填表格，很多時候是其他學生替他填，他是真正喜歡詩。在課堂上，他像一個王一樣。”崔立秋說，陳超一定不喜歡他這樣的說法，“但是如果詩歌是一個王國的話，在我心中，課堂上講課時候的他就是一個王。”

但今年六月以來，陳超開始出現耳鳴，由耳鳴發展到失眠，后來發展成腦袋里都是聲音，一開始是電冰箱的聲音，后來是馬達的聲音，不能讀書，不能寫作，最后不能上課，去醫院看了，但效果寥寥。每次上課都是妻子開車送他到學校，等上完課再接他回家，上完課陳超常常是一頭汗，對妻子說，“你看我講了什么呀！”

出事前兩周，陳超上課中間會發生短路，腦中一片空白，不知道說了什么，在說什么，要說什么，隨之而來的是更大的沮喪。“他對自己要求過高，他的課非常受歡迎，對教學效果的期待，學生的反應，也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下子不能講課了，這對他的打擊是很大的。”唐曉渡道。陳超去世前兩周，他妻子打電話給學校希望停課，想要專心治療。

“他為這事焦慮，覺得是給系里添麻煩了。”在唐曉渡看來，陳超是一個特別不愿給人添麻煩的人。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陳超來北京時大都會到唐曉渡家里住，經常是下午過來前先在外面吃碗刀削面，“我說你過來吃晚飯吧，他說我吃過了。他很早起床，我還在夢中，他把被子疊得方方正正就走了。”

“在他面前，不會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覺。”李建周這樣評價。學生眼中的這位敦厚長者，是個特別包容的人，崔立秋回憶，他曾經寫過一篇關于現代詩與流行音樂的文章，文章批評現代詩的小眾，“陳老師開玩笑說‘看你這文章不像是我的學生’，但他其實是特別包容的人，從來都是鼓勵學生，讓自己發展。我選他做博士生導師，我并沒有研究他熟悉的詩學研究領域，而是做小說研究，他總是從怎樣對你更好的角度出發。”

■ 追憶

臧棣：陳超，一個真正懂當代詩，又寬厚善待詩人的批評家。當代詩受益于他的智慧，敏銳，精準，寬厚，而對他的回報卻如此之少。想來不免悲痛至極。

徐敬亞：陳超，一個優秀的詩歌批評家。能把文章寫得既學養深厚、審美精致，又如普通讀者平白親切，善解詩情，何等聰明、睿智！最終，詩沒能救他，所有的理論也無法把他挽留……為什么他自己伸出一只手從背后推走了自己？為什么全天下的陽光都不能照亮他內心那一小片黑暗……

葉匡政：一直想去石家莊看望陳超先生，沒想到來了，竟為送他最后一程。人之哀慟，莫過于此。陳超是當代杰出的詩學家，學養深厚，思銳識卓，有自由的學術精神與深度的專業自覺。他的詩學體系體大思精，審微見遠，卓然一家。他還是一個至誠至性的詩人，高蹈自守，令人尊敬。

翟永明：好人呵！好作家！好批評家！這個時代、這個現實社會——為陳超一慟！

王家新：“是不是，如果你，如此的眼睛暗淡了，/那么生命不是生命死亡也不是死亡……”（茨維塔耶娃《新年問候》）

這是詩人、批評家陳超的詩作《我看見轉世的桃花五種》的開頭，雖然四月已過，但10月31日凌晨，陳超用自己從16樓的縱身一躍，來迎接這個即將到來的寒冬……

詩學：做了新詩史里最扎實的工作

陳超去世后，有人希望能對陳超在詩學上的貢獻做一個蓋棺論定，唐曉渡覺得，雖然人不在了，但有些東西還在生長，“精神這東西不好說，有時候它會用另外的方式在另外的人的筆下生長。”

唐曉渡與陳超的初次見面不是1983年下半年，就是1984年上半年，“那時他在山東大學進修古典文論，《詩刊》1983年春節后從小關搬到虎坊橋，我分到作品組，負責作品組的是吳家進，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去找吳家進，家進桌子上有個稿子孤零零的，編輯部到處都是稿子，大概是那篇太孤立，印象很深，那是陳超的文章，從當代的角度看古典詩論，吳家進進來，問我覺得怎么樣。我說，不錯，還挺有見識。”

“1992年開始我靜下心來寫了24篇專欄，每篇闡釋一首詩，當時還很得意，覺得沒有人像我這樣寫，所以陳超兩卷本的《20世紀中國探索詩鑒賞》突然出來，我心里是暗叫慚愧的，他那個功夫！陳超做得更早，1987年不聲不響開始寫的，當然方法我們不一樣，他是點評式的細讀，我是展開闡述，他的工作功不可沒，可以說這是整個新詩史以來做得最扎實的一本東西。”

唐曉渡評價陳超很勤奮，“我經常和陳超說，你比我勤奮多了。如果說每天讓我做二十首詩的點評，我想想都瘋了。他生活非常規律，時間怎么用，都是按照工作來組織的，當然也是因為孩子。我記得有一次我們聊天非常晚，第二天他爬起來吭哧吭哧寫，等我起來他已經寫了兩千字了，我說你這工作效率真是高啊，他說‘也沒什么，胡寫唄！’”

除了詩歌文本的細讀，陳超另一個重要工作是當代詩歌現象學意義上的觀察，包括朦朧詩之后的第三代詩歌，在詩學層面上建構他的生命詩學，“這兩個工作他都做完了，而且可以說都做得很好。”

但是唐曉渡也隱隱發現，陳超這兩年漸漸主動關閉和朋友的通道，朋友們覺得陳超這幾年也不怎么開會了，大家覺得他在積蓄力量。“他屬于在寫作上很有計劃的人，他去年跟我談過在一些項目上耗費的精力，希望趕緊做完，回到個人寫作上來，但那個項目也加重了他的頸椎病。”

“去年以來他大概寫東西很少，以前他會主動說，曉渡，你在寫什么？自己主動也會說起來，最近在寫什么，但這兩年不太說。我后來問他最近在干嗎？他說，哎，沒干嗎，一寫作頭就暈，頸椎病。”

有人說陳超的離開是因為整個人文生態的惡化，因為對詩歌的不滿。唐曉渡認為這是胡扯，以唐曉渡對陳超的了解，這不會成為他的焦慮源。“我知道陳超還是有抗擊打的能力的，有精神上的韌性，我們這代人如果沒有這些東西，根本活不下來。”回顧陳超的個人經歷，插過隊，當過工人，經歷過殘酷的人生歷練，生命本該沒有那么脆弱。唐曉渡難過的是，“孤立起來都不會成立的原因，很長時間郁積——當然首先是疾病。如果不能寫作，不能思考了，我可以想象這對他的傷害之深。”

生活：想要給28歲的患病兒子多攢些錢

“京深高速公路的護欄加深了草場/暮色中我們散步在郊外干涸的河床/你散開洗過的秀發，談起孩子病情好轉/夕陽閃爍的金點將我的悒郁鍍亮。”

《秋日郊外散步》一詩凝聚了陳超日常生活的一瞬間，在詩里，他以對妻子的口吻感嘆：“西西，我們的心蒼老得多么快，多么快/疲倦和岑寂道著珍重近年已頻頻叩訪/十八年我們習慣了數不清的爭辯與和解/是呵，有一道暗影就伴隨一道光芒。”“不容易的人生像河床荒涼又發熱的沙土路/在上帝的疏忽里也有上帝的慈祥……”

上帝疏忽的是他們的孩子。今年28歲的兒子因為自閉癥、糖尿病等病癥需要終身照料。“有人說孩子是他的焦慮源，是有很多糟心事，但我不認為這是他的壓力源，這兩年家里的狀態比較好，我還跟他講，最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現在就是往寬處走，根本沒想到會出這樣的事。”唐曉渡說。

最難的時候是不知道孩子將來怎么辦？這一直是縈繞在夫妻倆心里的問題。通過治療促進發育，包括去普通小學、智障學校，都試過，都沒有成功。后來干脆不考慮這個問題，決定自己在家來調理他。包括通過畫畫引導孩子的興趣，每年兩次全家出去玩，讓孩子多接觸周圍人群。去年深秋，在杭州的一次詩歌頒獎活動上，陳超全家三口的出現讓很多人感動。有人記得，在西湖邊散步的早晨，和煦的陽光下，陳超微笑著教孩子和旁邊的友人打招呼。“以前不愿意讓朋友知道家里的情況，那是他第一次不避開詩歌圈的人。”唐曉渡當時欣慰陳超把一個關突破了。

“‘我和小杜都會老，我們將來都會離開他，怎么辦呢？他的路還那么長。’有一次他說得很平靜，‘我跟小杜能做的一個是把他照料好，一個就是攢點錢，到我們老了，如果幸運的話孩子有一定自理的能力，不敢想成家的事，但比如說開個店，給他攢點本金，不行的話托付給親戚，如果經濟來源沒有問題，基本有自理能力也就可以放心了吧！’”唐曉渡想到這個事心都疼，“陳超生活很節儉，非常節儉，我特別佩服陳超，心里裝這么大的心事還做這么多的工作。”

只要在家，每天不管多忙，下午五點雷打不動陳超陪孩子下樓去玩，這是從孩子3歲時開始的習慣。除了這個習慣，陳超每天堅持游泳，也堅持跳繩。唐曉渡說，“有一次他興高采烈地對我說，你教我的方法很管用——倒走，手做成十點鐘的樣子，試了一下對頸椎病很有效。”

“我一直覺得陳老師是個很樂觀的人。”今年六月份陳超的孩子糖尿病復發住院，崔立秋去醫院看過陳超，崔立秋去過西藏，陳超和他聊起很多西藏的事情，“陳老師很向往，還問我西藏適不適合帶孩子去。”

“也有人說他不負責任，家有老母、兒子，就這樣走了，其實他是一個特別負責任的人，師母特別擔心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是陳超不負責任，不是的。”崔立秋說陳超的老母親87歲，一直跟著他生活這么多年，陳超每次出差前都會把飯菜準備好，每天打電話。兒子住院，每天中午、晚上給老太太做飯。“他們住14樓，有一次電梯故障，爬14樓，下去上來、下去上來，夏天啊，爬得汗流浹背，特別孝順。”崔立秋說，自己人到中年會對這些東西有更多體會。

結尾

李建周這幾天整理陳超遺物時困惑重重，八十年代的書、筆記、獲獎證書都好好地保存著，似乎在留待晚年重溫。文稿、詩歌還在抽屜、書桌上。兩周前，陳超還在系里和他商量博士生招生的細節，他不明白，一切沒有預謀，怎么就如此突然地發生了？老師的死亡，對他來說像一個謎團。

但所有人都知道，最難的是陳超的妻子杜棲梧，“老人、孩子、這么長的路，小杜怎么辦？”唐曉渡憂心忡忡，“要過兩關，跟老人說，陳超病了，老人打電話回來，問起陳超的病情，為什么陳超不在家？家里怎么來了這么多人呢？孩子問，爸爸什么時候回來？”杜棲梧告訴他，陳超不在了，每天固定五點鐘帶孩子去廣場的工作現在由媽媽來做，孩子喜歡一個人在那里玩兒，她坐在車里，開著音樂，天晚了，看到那些燈亮起來，想起陳超不在了，那種巨大的悲傷，只能靠時間慢慢轉圜。

唐曉渡和陳超以前聊天時說起過死亡，“我說最欣賞羅素的態度，就像百川入海，那個虛無的大海是我們最終的歸宿，羅素希望做到的是，到了老境漸漸開闊，就像河的入海口，就像匯入一個更大的實體當中，了無痕跡。我記得當時陳超說：‘哎呀，這個特別好，特別好！’我說是啊，但這也難。”“實際上，你面對具體死亡的時候，不管我們平時多么激憤，多么虛無，即使有很多經驗還是會恐懼。”唐曉渡說他相信陳超對死亡的理解是通透的，只是跟你有血肉上關聯的死亡，自己還是受不了，“他這樣做一定有他不得已的理由，如果不是巨大的病痛令人受不了的話。可他還是英年啊，也還是夭折啊！我不能接受的是這個。”

攜手漫游的青春已隔在歲月那一邊，

翻開舊相冊，我們依然結伴倚窗。

不容易的人生像河床荒涼又發熱的沙土路，

在上帝的疏忽里也有上帝的慈祥……

——摘自陳超詩作《秋日郊外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