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洪燭，寫過一本《美食家是怎么煉成的》。他說，自己不是美食家，只是飲食文化的票友。洪燭說，他寫的美食故事，跟李漁、袁枚、周作人、梁實秋、汪曾祺等前輩相比，差老遠呢！
尤其是汪曾祺，讓洪燭領略到他的大雅，乃至大俗；而在他身上，大雅和大俗，從容地活在一起。汪曾祺喜歡在家中烹飪，覺得跟做文章一樣刺激，講究起承轉合、繪聲繪色、畫龍點睛。這就是性格：烹調手段，和寫作方法息息相通。
汪曾祺的文學作品，在平淡中出奇，在亦莊亦諧的語言風格中，流露出人性的光輝。汪曾祺美食文章中，也處處體現出對人之真性的贊美。
汪曾祺的一生經歷，從地域上看,由故鄉高郵到抗戰時期求學昆明,后蟄居上海,再到“文革”中下放于塞外農場,最終長期定居北京。豐富的閱歷加之汪曾祺美食家的品味力,各地的飲食文化在汪曾祺筆下成了一幅“清明上河圖”長卷。
如果說《故鄉的食物》、《故鄉的野菜》、《故鄉的元宵》，是屬于作者對童年故鄉的溫馨記憶;那么《昆明的果品》、《昆明的吃食》、《昆明菜》等就是屬于對昆明的回味；而《豆汁》則是屬于老北京的市井印記。作家似乎意猶未盡,還創作了《蘿卜》、《豆腐》、《咸菜與文化》,雖是各地都有的食物,卻寫出了各地特有的風情。北京水疙瘩的甜,天津冬菜的脆,保定春不老的香……中國美食，在汪曾祺眼里是體現了一種自然的、無沖動的、永恒的神力，它體現了生命自身的含蓄、平穩的特征。
我每次讀汪曾祺美食作品時，都會不經意就想起另外兩個作家——沈從文和孫犁，似乎他們的作品中有很相近或相通的地方，或許是文中蕩漾著的那層淡淡的詩意吧。汪曾祺筆下談吃，既是在談“吃”之俗趣，也在談一方水土、一方風俗。
在汪曾祺筆下，食物有地域性格。如《胡同文化》一文中,汪曾棋寫道：“北京人易于滿足，他們對物質生活要求并不高,有窩頭吃就知足了。大腌蘿卜就不錯。小醬蘿卜,那還有什么說的。臭豆腐滴幾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了。蝦皮熬白菜來了，嘿！”真是妙，把老北京的家常小吃寫絕了！
在《故鄉的野菜》一文中，汪老對枸杞頭有一段描寫:“春天的早晨,尤其是下了一場小雨之后,就可聽到叫賣枸杞頭的聲音。賣枸杞頭的多是附近郭村的女孩子……女孩子也不把這當正經買賣,賣一點錢,夠打一瓶梳頭油就行了。”這里，汪曾祺為故鄉注入了寧靜的詩意。
汪曾祺是個有“飲食境界”的人。所謂飲食境界,就是由環境、氣氛和心境融合成的飲食情趣和品位。他以溫婉風雅的文筆娓娓道來，寫得很有“學問”。《故鄉的食物》最能代表汪曾棋親近“俗趣”的平民立場,“最是暖老溫貧之具”的炒米、應急充饑的焦屑、端午節的鴨蛋、飄雪時的咸菜茨菇湯,還有虎頭鱉、昂嗤魚等,都是名不見經傳的家常餐飲。
《故鄉的食物》有一段對蜆子的描寫:“蜆子是我所見過的貝類里最小,只有一粒瓜子大。蜆子是剝了殼賣的。剝蜆子的人家附近堆了好多蜆子殼。蜆子炒韭菜,很下飯。這種東西非常便宜,為小戶人家的恩物。”他對民間俚食，抱著欣賞和贊許的態度,從中體悟著普通百姓的生活情趣。汪曾祺的吃，是平民的吃、家常的吃,始終懷抱著對底層民間的親和力。汪曾祺的美食文章，無不顯示出對民間飲食情趣的摯愛。
而在汪曾祺談吃的散文中,知識與趣味的結合更是隨處可見,他似乎對每一種食物的起源、典故都有強烈的好奇心。如《豆腐》一文,從北豆腐、南豆腐、豆腐腦、豆花、水豆腐到臭豆腐、豆腐干、拌豆腐、燒豆腐、揚州和尚豆腐、麻婆豆腐、昆明小炒豆腐、沙鍋豆腐及家鄉的“汪豆腐”，可謂知上知下，旁征博引，洋洋灑灑，讓人進入了豆腐大觀園。而文中那句“從蘇州上車，買兩包小豆腐干，可以一直嚼到鄭州”，讀來更讓人忍俊不禁，回味無窮。
汪曾祺美食美文的雅韻獨步，能讓人聯想到明清小品的意蘊，如同古典的水墨畫，淡雅脫俗，這是一種真正富于生命力的民族文化的感悟。誠哉，妙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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