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重慶道

到了喜歡往回看的年齡了。小時候我家住一個小樓房，院外有一棵很粗的老槐樹，夕陽西下，窗簾撒的都是慵懶的光，我愿意看著老槐樹的枯枝，因為上面棲滿了烏鴉。

常德道小學一年三班，我永遠忘不了的一個班級。前些日子和同學小聊，一聊沒完沒了。我這班同學是從小學一直到中學，因為住在一條街上，所以朝夕相處。

這條街叫重慶道，街還在，老人兒不多了。更多的是為了看這條殖民街的游客們。往日的靜謐已蕩然無存。

現在體會了什么叫年輕？就是第一次越來越多：第一次上學，第一次工作，第一次戀愛，無數次令人興奮不已的第一次—什么叫年老？就是最后一次越來越多，最后一次出門，最后一次吃飯，最后一次穿鞋，無數令人沮喪的最后一次。

想起那個年代，制服、自行車，吃的是大鍋飯，我慶幸經歷過它。盡管經過文革各種運動，包括物質生活的貧乏，但那種單純帶來的美好，始終不能忘卻。

那時候世界沒有這么赤裸，一個孩子是奔走在理想的大道上，不是包裹在金錢里往前走的。也可能是因為自尊，也可能是因為虛榮，也可能當時社會之風氣，讓欲望包扎得比較嚴實，現而今反倒變成了一種美好。

1989年拍《圍城》，十集拍了一百天，戲能不能拿獎，能不能火，不在創作的概念里。大家就是在一起完成一個工作，因為那是我的職業。八十年代中期，一部《末代皇帝》三十多集拍了四年，也沒有覺得怎么還不拍完。我們天天騎著自行車去拍戲，從東城奔西城，酬勞上，每個月大家都惦著夜宵補助費，因為比片酬多。

等到九十年代開始，文化與商業開始交流，愈演愈烈。慶幸的是，我這些所謂的理想主義的思想，完美主義的念頭始終沒有放棄—盡管時常被物質崇尚所摧殘。

九十年代名利的出現也教會了我輕狂，到什么程度？不自重、自不量力、自以為是。無視了比你能力更強的人的存在，這就是狂。

我說過我不愛交朋友，其實不然。只是交往方式不同，我不會跟別人甜如蜜，也不會讓別人跟我甜如蜜。我覺得人真是掏心窩子的時候，就離分開不遠了。有時候有朋友跟我說太多他自己的東西，我會制止他。一，這個跟我沒關系，對我來講是沒有用的；二，掌握對方太多的東西，會產生一種“懸空”的情緒，永遠在兩人之間罩著，你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訴我了，好似肺腑。這種距離不會產生多少美感，到頭來只落得個“不在乎”。

走到現在，我并沒有覺得它是最好的方式，只是我接觸社會的一個最好的方式，可能別人覺得廝守在一起很美好，很快樂，其實也不錯。

談談工作，我的運氣不錯。愈發覺得自己沒什么不得了，老天不給機會，到現在也什么都不是。這是一個機會主義色彩很重的行業，有時光拿能力說不了話。看看現在這個行業很多現象就明白了。這個年代是只求結果的年代。

跳水與游泳

都說男人最重要就是責任，我理解責任基礎首先就是“不欠”。于國——祖國培育了我，所以要努力做到遵紀守法，國家需要我的時候我要盡義務和責任，因為我愛這個國家；于家——父母養育了我，要盡孝讓老人為你而欣慰；于妻—要盡力維護這個家庭的利益；于子——因有你這父親而驕傲；于友——因有你這個朋友而快樂；于人——因為你的存在而有益。這就是我理解的——知恩圖報。盡管努力了，還是欠的太多。如果有能力當然如果能為社會做出更大貢獻，能為他人做點什么更高尚。

我說過三五年可能會退出。活到老演到老，我不覺得自己有這個能力。觀眾已經看了二三十年了，還不煩你這張臉，這是很難的。留個念想吧，給人留一個念想可能還好一點。潛下心來自己看點書，再學點別的東西，進入一個平靜的狀態。我們這個行業一旦走進去，想平靜很難。昨天同行朋友給我發信息：是不是又在掙奶粉錢呢？我回個信息：今年不入你們娛樂圈——我慶幸有可進可出的彈力。

在行業里我是屬于一猛子扎進去再出來的人，這幾年一直是這樣進進出出。我是跳水運動員，不是游泳運動員，跳水是入水即出，游泳可就得一直泡在水里了。

名利這個包袱，有點重！這么說有點兒得便宜賣乖的嫌疑：但沒有背過的人很難體會，有一些人背了一輩子。我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其實這包袱還是可以放下的，它帶來的并不完全是美好，權衡之后，就能做出選擇了。

我有一句要說的話，拍《手機》說我拿790萬，電視臺這些美麗的主持人們、編輯們很可憐。她們是被騙者，然后又去騙別人。現在有些媒體的主旋律就是小報文化，“據說”這兩個字，好像是免罪金牌，冠以這兩個字就可以公然放在媒體上。一條編造出來的新聞可以在任何中等以上的報紙上報道。

“謊言”是文化上一個特別大的暗算，我們經常在生活當中聽到這樣的話：我實話告訴你，說心里話，說白了吧，我跟你老實說吧，我一點不騙你，我們有多少這樣的“真誠慣語”，就有多少謊話產生。好容易說一句實話，而且這句實話還不一定是實話，你一生當中有多少時間說的是實話？騙一個人也就算了，活該他倒霉！如果謊言在社會上呢？

現而今，很多人的生存觀完全變了。過去傷害別人覺得自己挺對不住別人的，覺得羞愧；后來傷害不傷害無所謂了，現在，傷害完了還覺得有理，我該傷害你。

我今天戴著墨鏡來了，就是要告訴你，其實每個人可以示眾的部分不要那么多，不要再釋放偷窺這種惡，這個惡適可而止。

有三十歲的朋友告訴我，他活得很焦慮。社會走得太深，你就會焦慮。能對生活多控制一點，焦慮就會少一點。

一天到晚在飯桌上跟人吃飯說話—說的話跟自己毫無關系，說的都是張三李四，王二麻子，好消息、壞消息、真消息、假消息都得擱進去—你就是垃圾桶，你盛也得盛，不盛也得盛。擱這么多垃圾，怎么可能不焦慮？

朋友往往會問：你在家都干嘛？我說什么都沒干，發呆呢。

我認為發呆是最放松的事。嘗試把自己腦袋放空，哪怕只有幾分鐘，其實也挺幸福的。

人生大部分是空白，人忍受不了空白就要往里邊填東西，給自己加載。其實最好的事兒就是跟好朋友一起發呆。有一起發呆的瞬間，說明關系是多么放松。

我們常常在與人接觸時讓自己撐著，都是怕話掉地上，話接話，趕快接起來，太累。

而且焦慮感很大一部分來自不自由。我覺得很多人達到“自由”的狀態是在“無能期”：退休了，社會不需要你了，年輕人不需要你了，孩子不需要你了，有人認為這是自由，其實那不叫自由。自由不是被拋棄，而是放棄。

我曾經在西北一個廟門口看到一幅對聯：“在高處立，著平處坐，向闊處行；存上等心，結中等緣，享下等福。”我一直在體會著它。“在高處立”是說可以站得很高看問題；“著平處坐”，踏踏實實，平等對人；“向闊處行”，就是說心胸要開闊，做事要變通，別走死胡同；存上等心，就是存善良的心，要自律；結中等緣，就是不拒人千里之外，也不零距離接觸，中庸；“享下等福”，就是說要能吃苦。

這是一個很難達到的境界。

行而正難，思無邪難上加難。

Going Home

現在讓我了如指掌的是我的家。家一定得干凈利索，桌子上擺的東西歪了，我就一定要扶正。我喜歡收拾家，這是一種心境，收拾完特干凈，會覺得很舒服。我覺得男人最大的時尚就是多在家待一待。 其實把所有該回家的人都召回家，這個社會就會安定許多。現在有多少不回家的人，不是因為事業，而是在酒桌上，歌廳里。如果晚上每個家庭的燈都亮了，也是一種時尚。

我的孩子不用管，學習也還行，她有一個很好的心態，有點像她媽，比我強。不過看什么事了，有時還是不放心。前兩年有一次，她跟我說要和朋友去紅螺寺玩，我當時覺得她說話有些緊張，我吃完飯一琢磨，不對，肯定不是和朋友出去，十有八九是談了男朋友出去玩的。我不放心，得看看怎么回事。我就開車追蹤。沒想到在紅螺寺的路口她走錯路了，一掉頭回來，正好和我擦肩而過—還是那個男孩先發現我的。女兒很氣憤，就給她媽打電話，聲討我。

其實她瞞著我也是可以理解的，可能她覺得這段感情還八字沒一撇呢，沒到通知我的時候。我那時就跟她說，去山里有些遠了，在城里怎么玩都行，當爹的只能說這樣的話了。

后來他們分手了，估計是我把那男孩嚇跑了？

我太太對這樣的事，比我心寬。怎么形容她？一句話：非同凡響。最可貴的是，挺真實的。她也是個自省的人，從不會傷人。平時語言也不多，你也看不見她和誰紅臉。有一些事發生在別人家，可能就是驚天動地了，到我們家好像根本沒發生一樣，這就是寵辱不驚。

我太太的工作就是管好女兒，照顧好家里的老人。其他所有事都是交給我，裝修房子她就不管，一直到我把筷子準備好。

我們家現在有多少錢，我都不知道，這些我不管，她也挺迷糊。我倆都不是理財的人，但是她或許比我清楚一點，我是根本不知道。

我不太花錢，我要是手里有五千塊錢，這五千塊錢能在兜里擱三個月。我太太比我要節儉許多，她去的基本上都是打折的地方，這可能也是個樂趣。

我有時跟她說，便宜的東西，確實有時不禁用，你五塊錢的一件衣服可能穿五年，你買兩塊五的衣服可能就穿一年。哪個節約呢？但她也不是摳門，她是針對自己而已。

我是風箏，我太太是那個牽線的人，我飛得再高，還是在她手里。

我家是一個特別安靜的地方，很少大聲喧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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