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李曉光從甘肅來，有的說是從西安來。他身上帶有西北詩歌的元素，西北詩在唐代有邊塞，其實，漫長的、少有人煙的大西北充滿著像云一樣飄蕩的謠曲式的詩歌風格，這一點在李曉光身上有較為濃郁的呈現。我們知道，要吼秦腔，發自土地深處炙熱的嘶啞，化為語言時，像重錘打夯在土地上那種語言的顛沛流離。他來到安徽，主編《安徽科技報》的副刊，詩人編副刊，是把濃重的詩意化為清潔、簡單的報紙風格，這風格符合短裙式的搖擺走動。

    對曉光而言，他的詩如果要準備材料的話，是民謠、黃土、父親的眼睛，以及媽媽在炊煙的時候，因說一句普通的話語而誕生的詩歌語言的抖動，我們吃一口甜瓜，會想到在情感世界，在走西口時，那雙永遠無法擦去的明亮的眼睛，這眼神需要醇酒和圖像來滋養。所以，西北民謠大部分是愛情的民謠。其實，當年的巜東方紅》也是一首民謠，東方紅的底蘊就是一首情歌。曉光的詩，有俄羅斯詩人葉賽寧的味道，他在月光下寫作的那么一種淡淡的愁傷。漫長的西北畫卷，我們可以輕易地把它合上，因曉光現在生活在安徽合肥，一個省會城市，城市的風實際上是要打碎符號般的音樂的民謠，打得越來越沒有民謠的感覺為止，李曉光實際上是在寫回憶，他要深深把自己扎在民謠中，讓它的琴弦，從絲弦變成水泥，要把它焊接在這里，不會輕易地弄斷，不會像嵇康當年彈《廣陵散》一樣。這么多年，邊塞那場雪仍然點綴在語言這棵樹上，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對古老藝術的符號移植，曉光走在城市，但他身上背負著像《花兒》似的吟唱，我們會為一個普通人、一塊泥土而歌唱，實際上是，這個民謠記住我們的藝術感覺，在捕捉藝術。

曉光小時候的生活應該是比較艱辛的，在一個鄉村搖晃著一顆棗樹長大，在棗花飛舞的時候，曉光最早的句子在心中已成型。如他在《喜鵲》一詩中這樣寫道：“勇氣好了/喜鵲就會飛來飛去/報喜/倒霉的日子/喜鵲就在冬天/空留一巢冷清/單等不歸家的那人。”（選自《詩歌月刊》2021年第6期）。背井離鄉對李曉光來講，本身不是一種冒險，是一種生命需要，他背著包袱走出村頭的時候，他的背影就是一個巨大的藝術，這里有親人迷一樣的眼光，有小伙伴在嘻嘻哈哈的世界互相丟棄的東西，他的出走帶有某種詩意的步伐，他要到大世界去，看詩、看民謠如何腫脹，如何飄蕩在城市高樓上，類似于灑水車似的一種節奏。

曉光有一首詩《遠方》，他在詩中這樣寫道“屋檐下行色匆忙/血脈里有鷹的呼喚/黑紗后的妹妹/明眸閃動 /比鷹的目光還遠/而我/是鷹之后的一粒微塵。”（選自《詩刊》2021年2月下半月刊）”相當于他始終把自己置身于田園的世界，也就是說他在城市迷路了，只有廣闊的西北，那熟悉的鳥鳴聲，那一顆豆子上的滴水聲，他才能抓住屬于自己的生活。在一般城市人看來，這里面有很過分的東西，無限懷念，無限地把自己置身于過去被藝術全部染透的大自然中，他的語言在透徹的世界會產生汩汩流泉般地涌出。

在王維的藝術世界，大漠風光類似于睡眠狀態，這里的語言增加一分都特別醒目。曉光漫長的詩歌寫作世界，也像睡著了一樣，他發表在雜志上的一首又一首詩，就是一種解說詞，解說什么，解說大漠孤煙，長河落日，這種流失也好，不流失也好，它就是一種巨大的裝置，而這個裝置經過幾千年水土的消化，它仍然像膠囊一樣被捆緊，而當代的膠囊科技，正把人當物品一樣塞進膠囊空間里，這種不泄露的詩學，就是曉光的特色。

心系生活，將生活中的一物一景入詩，與細微處抒發人生的無奈與困惑。如曉光在《那朝起暮落的環衛工》中這樣寫道：“暗藏的見不得光的萬物/與黑夜緊緊抱在一起/一片落葉/讓您/從去年掃到今年/掃著掃著/你就把自己掃進了時光里/鄉下的莊稼紛紛長成了城里的樹/城市的套路太深/一座城的心臟了/怎么也掃不凈/你就期待/趕明年/把路掃到鄉下”（選自《連云港文學》2021年第11期），形象與思想性俱佳，鄉愁與批判性讓人過目難忘。普通人在勞動的形象，他呈現出語言關注底層人的生活狀態、奉獻狀態，這是都市的純自然風景，從醫學上講，這是一種荷爾蒙在飆升，普通人發生的事，他們是散布在城市一個超大的工作平臺上，這里將誕生超級巨量的人、臉孔，單一色彩在民謠世界也具備了往城市彌漫的功能。

我們可以設想一棵樹上掛著唱片，這里可能是一只鳥，在曉光的詩句里面被碾壓成平面，鳥鳴是鑲嵌上去的，而唱針是他的筆尖，環繞著他的語言世界，慢慢釋放清脆的、像絲綢一樣柔滑的歌聲。曉光這種寫作氛圍，涵蓋了中國幾千年的文學表達，這是自然世界的飛流急湍，化為一團霧靄，甚至是鳥鳴涂鴉的感覺。

作者簡介：張巖松，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參加〈詩刊社〉笫十八屆“青春詩會。在《詩刊》《詩歌月刊》《星星》詩刊、《詩潮》《中國詩人》等中國主要的詩歌雜志，以“頭條詩人”欄目，發表詩歌數百首。出版詩集《木雕鼻子》《劣質的人》二部，主編出版詩集《十年燈．中國當代青年詩人三十二家》。出版網絡詩集《一個奪走的當代圖景》被評為當代十大網絡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