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79年夏由北京南池子的普慶前巷搬家到菜廠胡同7號，直到1990年4月搬離，整整住了11年。我的80年代是在那里度過的。如今我離開菜廠胡同已30年，就目前的居住條件而言，應該說，比當年好多了。但我還是很懷念在菜廠胡同的那些日子，那是很緊張、很窘困，但也很出活的時光。我的頭幾本書都是在那條小巷、那間平房中誕生的，我堅定地踏上詩歌評論的道路，也是從那里開始的。
菜廠胡同是北京王府井大街路西的一條胡同，明清時為皇家御膳房所需蔬菜、水果等的貯存地，由此得名。菜廠胡同7號這所院落,當年是清末大學士那桐的祠堂，格局比一般的四合院要大，中心部位為祠堂主體，左右各有一個跨院。當時院內住了21戶人家，是個超級大雜院了。我住的是西南角的一間西房，大約13平米。放上一張雙人床，一個大衣柜，一個寫字桌，兩個書架，兩個書柜，兩個簡易沙發，就已經是滿滿當當了。吃飯時只能打開一個活動的方圓桌，吃完飯就折起來。沒有暖氣，用蜂窩煤爐取暖，冬天最冷時，室溫只有8度，我坐在靠北窗的書桌前寫作，手上常常要戴手套。我菜廠胡同這個家，雖然狹小、簡陋，但偏處一隅，關上房門自成一統，倒也可以鬧中取靜了。這里還有個便利之處，就是緊鄰王府井大街，胡同口對面就是東安市場。東安市場內原有好幾家舊書店，后合并為中國書店，就開在緊對著菜廠胡同的市場大門內，離我住的菜廠胡同7號不過幾十米。這為我選書、購書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有時我在寫作中突然發現要查一下引文或工具書，手頭又沒有，就放下筆到東風市場的中國書店去找，通常都能解決問題。
詩歌評論家鄒建軍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吳思敬：小巷踱出高妙手》，談到我在菜廠胡同的生活與寫作情況，說我“住在王府井菜廠胡同的一所弄堂里，他常是白天登講臺，深夜在方格上開夜車，只有晚飯后的黃昏，才慢慢悠悠地踱步在王府井大街的樹蔭下，沉思，沉思……。”鄒建軍先生所言，大致符合我當年的情況，不過，他描述的我在王府井大街獨自踱步情況并不多，實際上更多的是抱著兩三歲的兒子在王府井漫步。那時人民日報社還在王府井，報社門前有一排報欄，報欄的下邊是木框打成的方格，上邊是玻璃門，里面貼著當天的報紙。有一次我只顧看報，兒子的小腦袋不小心鉆進報欄下邊的木格里出不來了，怕蹭破他的臉，費了好大的勁才弄出來，急出一身汗。
菜廠胡同所在的王府井地區，不光有百貨大樓、東安市場，是北京的商業中心，同時也是文化中心。這里有《人民日報》社，有中央美術學院，有協和醫科大學，有工藝美術服務部，有全市最大的新華書店、外文書店，還有新華書店的內部發行部。許多朋友來王府井買書、購物，順便來我家坐一坐，聊聊天，也是很自然的。1983年我開始擔任《詩探索》的責任編輯，謝冕、丁力、楊匡漢、劉士杰、劉福春、樓肇明等詩探索同仁多次來我家，或談詩壇情況，或交流稿件。至于江河、顧城、楊煉、林莽、一平等朦朧詩人來得就更多了。談的話題多與書相關。一次江河帶來一位新的朋友方晴，他是詩人沙鷗的兒子。江河說方晴每星期都會騎自行車把北京的主要書店跑一遍，凡是他想要的新書都不會錯過。方晴后來為大家更熟悉的筆名是止庵，他能寫出那么出色的書話、隨筆、作家傳記，跟他在追蹤圖書方面下的功夫是分不開的。80年代初，國內出版的國外文藝理論著作還不多，所以在六、七十年代流行的“黃皮書”、“白皮書”還十分緊俏。我最早讀到周煦良等翻譯的《托·史·艾略特論文選》，就是一本白皮書，是江河借給我的，不太厚，但收了《傳統與個人才能》等重要論文。艾略特這本白皮書，成為我的案頭書很長時間，后來才被王恩衷編譯的《艾略特詩學文集》所取代。
朋友們來我家喝茶、聊天，交流詩歌……有時忘乎所以，甚至在我這屋里舉行即興的朗誦會。我妻子回憶，有一次她下班回來，推著自行車剛一進院，就聽到我房間里傳出的高聲朗誦聲，她心想這是誰呀，進門才發現是任洪淵在朗讀他的新作。反正我這小屋偏處大院的一隅，即使說笑、朗誦的聲音鬧翻了天，也沒人干預。來訪的朋友多，有時我不在，他們往往在門上留個條就走了。但丁力先生比較特別，他知道我的房子在角落里，不好找，進了大門就高聲大叫：“吳思敬，吳思敬……”我聽到后，趕緊答應，迎出來。有時我不在家，他高叫幾聲，沒人答應，他便折身返回了。有些詩人是來過而未遇的，像伊蕾，當時還叫孫桂貞，是在門上留過條才知她來過。有些詩人來訪但沒有留條，多年后在偶然的機會下才知他曾來過。暨南大學博士蘇文建2013年3月曾給我一封電子郵件，轉達了貴州詩人啞默給他郵件中的幾句話：“文健：你提到的吳思敬先生，1986年夏，黃翔、我等一行四人北上，曾于8月14日（周四）下午去拜訪過他。那時他尚住北京王府井大街附近的菜廠胡同，但那日他沒在家，未遇……沒想事情一隔就二十七、八年！”看了這封郵件，我才知當年貴州曾有兩位詩人來過我家，啞默后來是見過的，但黃翔卻始終緣慳一面。對我來說，這些學者、詩人來做客，“與君一席語，勝讀十年書”，使我拓展了眼界，溫暖了心靈，特別是這種個人接觸，彼此不設訪，才能心心相通，才能感受到他們真正的內心世界，包括某些他們作品中沒有寫出的深層次的東西。
我在菜廠胡同的80年代，是打開國門的時代，隨著經濟領域的對外開放，外國的精神文化產品也紛至沓來。尤其是20世紀以來西方的哲學、美學、心理學、語言學、社會學著作，以及各種現代、后現代的文學作品，讓我國的詩人和評論家眼界大開，也為我個人詩學研究的深化與創新，提供了豐厚的精神資源。那時我雖不能像方晴一樣，每周把北京市的主要書店跑個遍，但守在家門口的王府井新華書店及東安市場的中國書店，卻是經常光顧的。于是我的藏書迅速膨脹起來，書架、書柜放不下了，又沒有空間添置新的，就在書架、書柜上層層搭板，直頂到天花板。書多了，不能閑置，我就給自己定下一個雷打不動的計劃，每天看理論書籍至少50頁。這個計劃定下來，果然有效。以心理學方面的圖書來說，70年代后期，我曾在北京圖書館看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論》《釋夢》；進入80年代后，看了高覺敷的《西方近代心理學史》，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悲劇心理學》，馬斯洛的《存在心理學探索》、皮亞杰的《兒童心理學》、托馬斯·貝納特的《感覺世界》、科瓦廖夫的《文學創作心理學》，金開誠的《文藝心理學論稿》，滕守堯的《審美心理描述》，還有當時剛剛引進的“認知心理學”，我讀的是北師大教授的打印本講義……大量的閱讀為我80年代寫下的幾本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我覺得，80年代給我從事的詩歌評論工作提供了寬松的研究環境。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伴隨著思想解放的春雷，詩歌也沖破了禁錮詩壇的樊籬，它以頑強的生命力穿透板結的土壤。這樣一種時代氛圍不能不對我的詩歌評論事業產生深刻的影響。我1965年大學畢業，1966年“文革”爆發，在“四人幫”極左路線的肆虐下，詩壇一片凋零，根本沒有從事詩歌評論工作的可能。只有在改革開放，實現了一系列撥亂反正后，我才可能在舒暢的心境中研讀理論、閱讀詩歌，才能在文章中說出自己的真心話。
由于我與“朦朧”詩人交往較多，再加上我妻子就是與朦朧詩人同屬于一代的“老三屆”，因而我深深地理解這代詩人的處境與心態，所以在1980年開始的“朦朧詩”論爭中很自然地就站在支持朦朧詩人的一方。先后寫出《要允許“不好懂”的詩存在》、《說朦朧》、《時代的進步與現代詩》等文章，并為顧城、江河寫出了關于他們詩歌的首篇評論。寫顧城評論時，不只與顧城多次深談，而且前往總后大院訪問顧城的父親顧工和母親胡惠玲。寫江河評論時，江河給提供了他“文革”期間抄錄的中外詩人的名篇，為了把我們倆人對話的內容保留下來，我還臨時去百貨大樓買了一個盒式錄音機。也正是在“朦朦詩”論戰的大背景下，我感到詩歌理論建設不能滿足于零敲碎打，要切實提高理性思辨能力，要構建我們這個時代的新詩理論體系。于是萌發了把自己關于新詩的主張寫成專著的想法。恰好這時工人日報社有意為全國職工文學創作編一套詩歌教材，找到了我，搭橋的人便是詩人王恩宇。我與王恩宇在“文革”期間相識，他當時是北京第一機床廠的技術員，從50年代開始寫詩，曾參加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的職工詩歌創作班，聆聽過許多著名詩人的講座。在那沒有詩的日子，我們經常為了詩而互相走動。他的家在呼家樓第一機床廠的平房宿舍，面積很小，沒有餐廳，就在地上擺一張小方桌吃飯。我去了，我們就坐在小板凳上喝茶、聊天。王恩宇比我大五六歲，他詩歌圈入得早，知道很多五六十年代詩壇的掌故。有時他也拿出正在寫的詩稿，與我交流。80年代初期，中央辦公廳機要局為提升干部職工的文化水平，辦了一個中南海職工業余大學，我在那里兼課。這一時期，中南海的毛澤東故居菊香書屋及流水音等景區曾一度對外開放，但參觀票非常緊俏，很難得到。我由于在那里兼課，受到照顧，優先得到了參觀票，帶著我的父親和在上小學的兒子參觀了久已向往的中南海，并在那里留下我的首張彩色照片。我想到王恩宇在60年代曾寫過一首政治抒情詩，叫《中南海，我心中的海》，影響很大，但他卻從來沒有進過中南海。我便通過機要局的有關領導，搞到了兩張票，請王恩宇夫婦參觀了中南海，王恩宇為之興奮不已。80年代前期，王恩宇以工人詩人的身份調入《工人日報》社文藝部任編輯，主要負責編詩。1984年春夏之交，王恩宇陪同《工人日報》文藝部主任于在淵來我家，向我約稿。說是《工人日報》社與中華全國總工會宣教部聯合主辦了“全國職工文學創作函授講座”，請我為這個講座撰寫一部詩歌教材，每月刊載一講，每講約三萬字，共十講。這是一件大活，我考量了一下：多年來我積累了一大批關于詩歌的資料；進入新時期以后，結合詩壇現狀思考關于詩歌的問題，又寫了一些詩歌散論，正好通過寫這部教材把我對詩歌的思考系統地整理、提升一下，于是我便把這個任務承擔下來。當時約定由王恩宇做這部教材的責任編輯，負責初審并與我直接聯系。文藝部的領導申宜芬、于在淵復審，還另約了那時已轉業到工人出版社的詩人雷抒雁為特約編審。我接受了這個約稿后，才知道壓力太大了。因為“全國職工文學創作函授講座”要像期刊那樣固定出刊，每月一期，不能拖延。所以根本不可能像寫一般文章那樣慢工細磨。而我又承擔著繁重的教學與科研任務，每周兩個半天上課，一個半天政治學習，工作量滿滿的。我住的菜廠胡同7號，星期日來的朋友多，干不成活，于是我每周日就騎上自行車到文津街北京圖書館或國子監首都圖書館去寫。晚上點燈熬夜更是常事。經過10個月的艱苦拼搏，終于把這部教材完成了。這期間王恩宇不辭辛勞，多次奔跑于我家與報社之間，關心、督促最勤。有時候，他來家取稿，而我還在修改、潤色，他就坐在沙發上靜等，一等就是一兩個小時。當然我也不能總讓王恩宇等，時間來得及我會給他送去。1984年10月13日我的日記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今天到首都圖書館去改‘詩的運動與時空’一稿，終于在閉館前改完，我要給王恩宇直接送去，可無論如何還要再看一遍。但首都圖書館是不能呆了，我就騎車到了安定門立交橋，發現橋西地鐵新車站的西邊，新修了一個像是汽車總站的小廣場，還未啟用，便在那里看稿子。不到半小時，天黑了下來，只好又搬家，這回搬到了28路終點的一個路燈下，在一個長著草的沙石堆上，墊著報紙看完了，七點鈡，送到王恩宇處”。當時寫作的緊張與窘困的情況，可見一斑。詩歌教材刊登后，反映良好。《工人日報》曾發表安徽省馬鞍山市《馬鞍山報》社的陳亞東同志所寫的《講座提高了我的詩歌水平》一文，內稱：“我特別感謝詩歌教材撰寫者吳思敬老師，他運用現代社會學、心理學、美學及各種有借鑒價值的原理（包括中國古典文學）和手段對詩歌進行宏觀、微觀的分析，讓人大開眼界，我有時看著看著就情不自禁地叫好。我已發表在省、市報紙上的詩歌，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吳老師的啟發。現在，我能夠比較正確地運用通感、意象和主題多角度等手法創作，詩歌寫作水平大有長進。”讀到這些來自基層的詩歌作者的評語，我深感欣慰，因為我的付出、我的勞動畢竟還是有價值的。在王恩宇建議下，我對這30萬字的稿子又作了些加工，調整體例，刪除枝蔓，訂正文字，命名為《詩歌基本原理》，交給工人出版社。緊接著，工人出版社的牛志強先生作為責任編輯，盡心盡力，嚴格把關，以高度負責的精神，審閱、加工、校訂了全書，由工人出版社于1987年2月正式出版，首印1萬余冊，一年后又加印1萬余冊，均很快銷完。《詩歌基本原理》是我的第一本詩學專著，這本書盡管是作為教材而寫的，但我并沒有停留在一般詩歌概論的層次上，而是放開眼光，在我國詩歌理論研究中較早引進并運用系統科學方法和心理學方法，注意從詩歌的歷史和現狀出發把握詩歌的特殊性，在詩的觀念上、在詩歌理論的構架及體系上均有一定的突破與出新，因而于1992年獲得北京市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中青年優秀成果獎。詩人王恩宇已于2006年因病逝世，每當我拿起手頭這本已絕版的樣書，心中便涌起一股暖流，伴隨著對詩人王恩宇感恩的回憶。
20世紀80年代除《詩歌基本原理》之外，我還完成了《寫作心理能力的培養》、《詩歌鑒賞心理》、《心理詩學》等幾部專著。《寫作心理能力的培養》雖然主要不是談詩歌的，但是寫作過程中對心理學理論的研習，以及對寫作心理各個環節的思考，卻對我后來幾部作品的選題及寫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1985年正是在文學界方法論討論的高潮中，《詩刊》社開辟“詩歌研究方法筆談”欄，約我為該欄撰稿。我即根據自己對心理批評的理解，寫出《用心理學的方法追蹤詩的精靈》一文。此文從今天看來，已是明日黃花，惟就我個人而言，倒也并非湊湊熱鬧的敷衍之作，而是融入了我那時正在使用的研究方法的某些心得，并在我后來寫的幾部書中有所體現。《詩歌鑒賞心理》是一部以心理學觀點探討詩歌鑒賞一般規律的專著，該書闡述了詩歌鑒賞的心理條件、心理流程，剖析了詩歌讀者的審美心理結構，描述了鑒賞的心理狀態與效應等，是把心理學與詩歌鑒賞相結合的帶有一定開拓性的成果。《心理詩學》是《詩歌鑒賞心理》的姐妹篇，著眼于用心理學的方法考察追蹤詩歌的生成原理，比較完整地展示了詩人創作心理活動的構架和全過程，落腳點則在新的詩學體系的建設上。《心理詩學》于80年代完成，出版于90年代，并于1998年獲北京市第五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20世紀80年代“五四”詩學傳統的回歸，使我的詩學研究找到了與傳統相聯系的精神紐帶。新詩是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才得以誕生并成長起來的。但后來由于戰爭以及戰時文化在和平年代的沿襲，新詩與“五四”精神漸行漸遠。進入新時期以后，理論界開始銜接“五四”傳統，展開了自覺的人性探求，開始了對人的生存權利和人的尊嚴的呼喚。這種以人為目的的詩歌寫作在新時期有著明顯的表現。而詩歌評論者也才能從狹隘的為政治服務、為階級斗爭服務的枷鎖下解脫出來。在這樣的背景下，我80年代所寫的詩歌評論著眼于以真善美相統一的美學批評來衡量詩人詩作。這階段我的評論對象之所以多為朦朧詩人，以及艾青、牛漢、邵燕祥、趙愷等“歸來詩人”，就在于這些詩人的作品鮮明體現了“五四”傳統在今天的延續。80年代是打開國門的時代，沒有外國人文學科理論和詩學文化的引進，我不可能在《詩歌基本原理》中嘗試用系統論、信息論的觀點闡釋詩歌在客觀世界中的位置，也不可能汲取現代認知心理學以及弗洛伊德、榮格的理論，寫出《心理詩學》與《詩歌鑒賞心理》。因此，直到今天，我依然十分懷念80年代那種開放、自由、暢所欲言的學術環境，懷念我在菜廠胡同7號陋室中的讀書與寫作生涯。
1990年4月，我懷著戀戀不舍的心情，離開菜廠胡同7號，搬到朝陽區芳草地西街5號樓，開始了一段新的生活。
1990年12月13日收到我的學生李林棟的來信，稱他“剛從西雙版納回來，我現在手里事尚多，十分留戀菜廠胡同7號您的小屋，那里曾是您的工作室，也可謂我心靈歇息的佳所。可惜，這一方鬧市幽地如今也物是人非了……”
隨著王府井地區的建設拓展，如今我所住過的菜廠胡同7號院已不復存在，成了由東安門大街通向王府井百貨大樓的一條嶄新的馬路的一部分。但在我看來，菜廠胡同7號沒有消失，它和20世紀80年代那段喧鬧的、熱烈的生活，永遠鮮活地保存在我的心底。
（原載《名作欣賞》2022年8月號“精神肖像·吳思敬專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