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劉文典在蕪湖安徽公學讀書時，就加入了同盟會。1909年，劉文典走出國門，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日、英、德等國文字，同時受業于在東京主辦《民報》的國學大師、反清斗士章太炎，并成為章氏的得意門生。

1917年，劉文典受陳獨秀之聘出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并擔任《新青年》英文編輯和翻譯，同時選定古籍校勘學為終身所系，主攻秦漢諸子，并以《淮南子》為突破口加以研究。經過數載苦鉆精研，終以煌煌大著《淮南鴻烈集解》與《莊子補正》十卷本震動文壇，為天下儒林所重。劉氏因此兩部巨著一躍成為中國近現代最杰出的文史大家之一，為學術界廣為推崇，一度被蔣介石抬舉為“國寶”。

劉文典（右一）

少年得志、中年成名的劉文典，逐漸形成了狂狷孤傲的性格。

1928年8月，劉文典由北大回老家創辦安徽大學。11月，安徽大學學生先是與省立第一女中校長程勉發生沖突，繼而由于軍警彈壓引發聲勢浩大的“皖省學潮”，一時四方震動，輿論嘩然。安徽省代理主席孫孟戟不能解決，恰遇蔣介石巡視到安慶，蔣氏當即決定召見劉文典予以“訓示”。

1928年秋后的蔣介石正是年輕氣盛、春風得意之時，但劉文典卻不把這位事實上的一國之主當作一盤菜看待。在劉氏眼里，蔣氏只不過是只知操槍弄炮打混戰的一介匹夫罷了。

劉文典被一幫軍警帶入省府堂廳，見蔣介石端坐大堂正中做審訊狀望著自己。他既不脫去帽子，亦不向對方行禮，而是找了把椅子昂然而坐，并點了煙吐起煙圈，做不屑一顧狀。對抽煙喝酒之徒向來極度厭惡的蔣介石見劉氏做出如此狂妄之態，當場嚴厲喝道：“你就是劉文典？！”

劉文典口氣生硬地回擲道：“字叔雅。”

蔣介石斥責劉氏身為國立大學的校長，識文解字，為人師表，竟如此無禮。劉文典仍坐在原處仰頭噴著煙圈，鼻孔朝天。蔣介石越看越惱火，沖上前來指著劉文典的鼻子，讓其交出鬧事分子與煽動學潮、帶頭打砸搶燒的共產黨分子。

劉文典手跡

劉文典也頓時火起，照樣蹦將起來，指著蔣氏的鼻子厲聲道：“我不知道誰是共產黨。你是總司令，帶好你的兵就是了；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自會料理，由不得你這個不成器的狗東西新軍閥來多管閑事！”

為解所遭之羞辱，蔣介石下令以“治學不嚴”的罪名把劉文典下了大牢，并宣布解散安徽大學，把搗亂滋事的共黨分子捉拿歸案，嚴刑正法。

蔡元培得此消息，迅速聯絡蔣夢麟、胡適等同事好友，共同致電蔣介石，歷述劉文典為人治學及任《民立報》主筆時宣傳革命、追隨孫中山先生鞍前馬后奔波勞苦的功績，請蔣恕其語言唐突。

權力與事業正在上升期但根基并未牢固的蔣介石，為個人威信與政治大局考慮，答應放劉，但必須以劉“立即滾出安徽地盤”為條件。就這樣，被關押了七天的劉文典，于12月5日獲釋走出了牢房。

劉文典并未服氣，大罵了一通蔣介石是一個軍閥狂徒之后，卷起鋪蓋離皖赴京返北大繼續任教。

劉文典在北大任教兩個月后，又接受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聘請，出任清華大學國文系教授，與陳寅恪成為同事，同時在北大繼續兼課。1931年8月，因朱自清休假出國，劉文典代理中文系主任，成了陳寅恪的直接上司。此后八年間，劉文典繼續進行古籍校勘工作，發奮著述，成果頗豐，先后完成《三余札記》《莊子補正》等著作，在學術界又引起一陣不小的震動，堪稱國學領域唯一可與陳寅恪過招并有一拼的重量級大師。

“九一八”事變后，北平青年學生為敦促國民黨政府出兵抗日，發起臥軌請愿行動。時劉文典的長子劉成章正在北平輔仁大學讀書，欲參加臥軌行動，回家請示后，得到了劉文典的支持。身體羸弱的劉成章因在雪雨交加的曠野里連夜行動，饑寒交迫，不幸身染風寒，不治而亡。

劉文典時年四十二歲，他中年喪子，沉浸在極大的悲憤憂傷中，國難家仇使他強打精神，每次上課都要給學生講一段“國勢的阽危”，號召學生們趕快起來研究日本，以便找到這一民族瘋狂無忌的根源、癥結與“死穴”，在未來抗戰中給予致命的打擊。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后，北平陷入日軍的鐵蹄之下，隨著華北淪陷區日偽政權的建立，附逆者一時如過江之鯽。時劉文典的四弟劉蘊六（字管廷）也不甘心落后，很快附逆并在冀東日偽政府謀到一個肥缺。當不知輕重的劉蘊六興沖沖地回到家中在餐桌上言及此事并露出得意之色時，劉文典大怒，當即摔掉筷子道：“我有病，不與管廷同餐。”毫不客氣地將這位同胞兄弟逐出家門。

劉文典與兒子劉平章的合影

另一位附逆者、劉文典北大原同事周作人也找上門來，游說劉文典到偽教育機構任職。周說：“文典兄以一部《淮南鴻列集解》而譽滿學界，如今政府雖偽但教育不可使偽，以你的學問才識，應到‘維持會’做事，以維持教育，抵抗奴化。”

劉文典強按怒氣，平和婉轉地說：“你有你的道理，但國家民族是大義，氣節不可污，唐代附逆于安祿山的詩人是可悲的，讀書人要愛惜自己的羽毛啊！”

周作人面帶羞愧地低聲道：“請勿視留北諸同人為李陵，卻當作蘇武看為宜。”之后，又有幾批身份不同的說客分別登門游說，皆被劉文典嚴詞拒絕。

由于劉文典留學日本多年的經歷以及在學界、政壇的聲望，日偽組織始終不愿放棄拖其下水的計劃，為逼其就范，索性派日本憲兵持槍闖入劉宅強行搜查，施以顏色。面對翻箱倒柜、氣勢洶洶的日本憲兵，劉文典不知從哪里翻出一套袈裟穿在身上，做空門高僧狀，端坐椅上昂首抽煙，冷眼斜視，任憑日本人嗚里哇啦地質問。一年輕翻譯官見狀，用標準的北京油子腔喝道：“你是留日學生，精通日語，太君問話，為何不答？”劉文典白了對方一眼，冷冷地道：“我以發夷聲為恥，只有你們這些皇城根底下太監生就的孫子，才甘當日本人的奴才與胯下走狗！”

面對越來越險惡的環境，劉文典深知北平不能再留，乃決計盡快設法脫逃，到西南邊陲與清華同事會合。行前，他莊重地寫下了“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詩句以自勵。

1938年5月22日，劉文典由滇越鐵路乘火車終于抵達西南聯大文學院所在地———蒙自。此時的劉文典，衣衫破爛不整，滿面風塵，身體瘦削不堪，手中除了一根棍子和一個破包袱，別無他物。當他拄著棍子一瘸一拐地步行十公里，一路打聽來到西南聯大分校駐地，抬眼看到院內旗桿上迎風飄揚的國旗時，立即扔掉手中之物，搓拍雙手整理衣衫，莊嚴地向國旗三鞠躬。禮畢抬頭，已是淚流滿面。

西南聯大蒙自分校遷往昆明后，劉文典開了《莊子》與《文選》等課。劉文典又找回了在清華園時的感覺，他恃才傲物、狷介不羈，國學大師的名士派頭漸漸流露出來。此前，劉文典曾公開宣稱整個中國真懂《莊子》者共兩個半人，一個是莊子本人，一個是自己，另外那半個是指馬敘倫或馮友蘭，因當時馬、馮二人皆從哲學的角度講《莊子》。

課堂上的劉文典

有一次警報響起，日本飛機前來轟炸，眾師生匆忙向野外山中或防空洞奔跑躲避，劉文典夾著一個破包袱于狂奔中發現一青年人沖到了自己前面，定睛一看乃是他平時最瞧不上眼的沈從文，立時火起，一把抓住沈的衣領，喝道：“我跑是為了給學生講《莊子》，你一個搞新文學的跑什么跑啊，要跑也應該是‘莊子’先跑！”

正是由于劉文典對新文學與現代作家的輕視，幾年后當他得知學校當局提拔沈從文為教授時，勃然大怒，對眾人大叫道：“在西南聯大，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沈從文該拿四塊錢。如果沈從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

1943年，云南磨黑土豪張孟希，輾轉以優厚條件聘請當時在云南名聲很大的劉文典前去為其效力。劉文典權衡再三，與當時西南聯大常委蔣夢麟、中文系主任羅常培打過招呼后，挈婦將雛去了磨黑。

令劉文典沒有想到的是，他的磨黑之行，在西南聯大校園引起了波瀾。當時大學聘任委員會已召開會議，決定續聘劉為西南聯大文學院中國文學系教授。但清華中文系代主任聞一多對劉氏的磨黑之行大為不滿，認為此人的所作所為有失一位學者的操守，不足以為人師表，不但不寄發聘書，反而將劉氏解聘，欲革出清華。

劉文典被革職的消息傳到磨黑，劉氏在震驚之余惶恐不安，匆忙寫長信向梅貽琦申辯，并寫信給羅常培，想讓羅在梅跟前替其說情。羅接信后轉給梅貽琦，并趁機為劉進言。可梅貽琦接信后，一改往常平和的態度，于9月10日手書一封，口氣頗為生硬地對劉文典道：

日前得羅莘田先生轉來尊函，敬悉種切。關于下年聘約一節，蓋自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駕亦已于春間離校，則上學期聯大課業不無困難。且聞磨黑往來亦殊非易，故為調整下年計劃以便系中處理計，尊處暫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鑒原。

云南大學任教期間的劉文典

梅氏的一封信，徹底定了劉文典不能回返西南聯大的命運。梅所說的“事非得已”，除了劉氏在操守方面有失檢點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他嚴重地違犯了西南聯大的規章制度，加之聞一多堅辭的態度，梅貽琦只能“揮淚斬馬謖”了。

據當時畢業于清華大學社會系的作家鯤西了解，聞一多與劉文典二人之前有積怨，那是發生于一次課間休息之時，在教授休息室內，劉文典直指聞一多讀錯了古音，當時在學界引起了較大反應。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令人難堪的羞辱。由羞辱而積怨，終于導致報復，賢者在所不免”。

在磨黑的劉文典經此事變，心靈備受打擊，他迅速抽身攜家眷離開磨黑趕回昆明。當他在昆明郊外那幾間租住的土屋寒舍剛一落腳，顧不得鞍馬勞頓與一路跋涉的辛勞，立即來到司家營聞一多的住處找聞氏理論。此時聞一多正在家中吃飯，劉一步闖進來，暴跳如雷，對聞大加斥責。聞一多見狀，自以為真理在據，不甘屈居下風，于是起身在飯桌旁與其吵鬧起來。雙方你來我往，各不相讓，眼看將要揮動老拳，多虧朱自清恰巧因事到場，乃奮力勸解，才避免了一場流血的惡戰。

后來劉文典是否找過梅貽琦當面申述，外界知之寥寥，但他在聞一多的強勢阻撓下，最終還是未能跨進清華的大門，被迫轉于云南大學任教。自此，一代國學大師的星光漸次暗淡。聞、劉之糾葛以及劉文典的不幸際遇，或許可視為馮友蘭在劉文典紀念碑碑文中所說“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之下的一個陰影吧。

劉文典再未跨入清華的大門，于他自身，可謂性格之害，也正是他清高孤傲、獨來獨往的性格，使他在后來的政治運動中仍我行我素，出言不計后果，最終因悲憤與絕望，含冤病故于1958年。

文｜岳南